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制约着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全国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世纪之交，抓住全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地区优势和市场原则。及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性举措。
一、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长、计划化、工业化、内向化为特征的、典型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引人注目：经济低增长、产业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等。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中央政府意志的，而由中央政府催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多半与当地的技术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悖。这样，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更为严重。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以比较优势战略为原则、“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但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扩大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20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但与此前不同，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转换为特征的结构性增长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而且，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对西部开发进展和效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就非常必要。
从西方工业化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价格的指引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微观经济主体特征、市场制度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给定中央政府意志和发展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能否体现当地的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则取决于当地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否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以及市场制度环境是否完善。很多经济学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沈坤荣（199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各产业内部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基本特征，以及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但其研究忽视了我国地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且在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孙早等人（2002）注意到了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在一个产业结构与制度互动的框架内解释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未涉及产业结构转换和市场制度变迁相互作用链条上的微观基础——（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国西部地区扭曲的产业结构已经严重影响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而且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较慢、市场制度不完善，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而，在一个互动的框架中，探讨西部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
本文主要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二者间的关系作一定的分析，在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在给定中央政府发展意愿的条件下，西部地区扭曲的产业结构是由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引起的，而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地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为此，笔者认为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与所有制改革、市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惟此才能发挥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实现西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西部产业结构演进的实证分析
结构主义学者克拉克（C．G．Clark）、库兹涅茨（S．S．Kuzenets）、钱纳里和塞尔奎因（H．B．Chenery & M．Syrquin）以及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的比重不同；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
在“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资源短缺日益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东部更好的发展，“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西部地区向东部提供资源支持“责无旁贷”。相对于全国而言，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较快。工业化水平较高。但考虑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