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原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9％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全国将近1500家大型企业，分布在三线地区的占40％以上。1965—1975年间，内地工业总产值增长143。9％，快于沿海123．3％的速度；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由1965年的36．9％，提高到1975年的39．1％。建国后的三十年，我国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大规模投资于中、西部，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体系，基本实现了生产力均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
（二）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反思与以沿海开放为特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施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在建国后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旧有的不合理的生产布局。但是“均衡”的发展战略，由于资本短缺、基础设施落后、传统供给等因素难以为继。“三五”时期，沿海地区的投资额降到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最低点，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仅占30．9％，比“一五”时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其次，“三五”时期，轻工业投资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4％，“四五”期间，仅占5．8％，造成很长时期的轻工业产品的严重短缺。与此同时，许多相关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建国后30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得出了以下几点共识：首先，经济发展应尊重其自身规律，不应强加其更多的人为及政治因素，经济发展应将效率放在首位；其次，由于我国各区域在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生产力水平、技术条件和社会发展基础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也就在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在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第三，在促成经济增长的要素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单位要素的效率是惟一的选择；第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区位发展的选择与周边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对外开放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1980年五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4年5月，在总结经济特区经验基础上，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从东北沿海一直到广东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同时，国家加大了对东部的资金投入。至此，以加快沿海地区开放为特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已基本形成。
（三）东、西部差距的加大与新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在整个8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以超过12％的速率增长，90年代也未低于8％。而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更高的增长水平。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西部的发展势头被削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和相对差距都在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别扩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8年又分别扩大到4270元和5490．9元（当年价）。再从相对差距来看，在1983—1994年间，中国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由29．8％上升到46．7％，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系数则由44．4％迅速增加到55．9％，二者分别扩大了16．9和11．5个百分点。到1998年，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系数已扩大到57．7％．比1994年扩大了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西部地区的过度滞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一、西部资源的供给弹性无法及时改善。难以满足东部沿海地区及西部自身经济日益扩张的需求；二、西部市场容量因人均收入低而扩大较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三、西部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和高回报产业，进一步削弱了西部的发展能力；四、西部大量劳动力因缺乏发展就业机会而流向沿海，一方面使西部发展更受影响，另一方面又使沿海社会基础设施承受了巨大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总书记于1999年6月17日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