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同华纳的拉契和张健事先约好了电话会议，并已将新的提案给他们发了过去供参考。在此之前，我也写信并将提案概要作为附件发给了IFPI主席约翰·肯尼迪，寻求他的支持。本来我预期又会像以前那样只是解释讨论一些问题，但没想到会议一开始，拉契就直奔主题说：
“Gary，我已同约翰·肯尼迪沟通过，我们认为应该支持你们这样的人。 我们会与总部沟通，希望能给予你们更多的支持与资源，从而在中国打击盗版。”
听着拉契的话，我有些眩晕。“啊，不会这么好吧！”这是华纳第一次说要支持这个项目，而且是MP3的。 最后拉契说：“Gary，再耐心一点，正式的沟通商谈可能几周内就会正式开始。”
在同一星期，我们已经同EMI的周倩仪通过电话，将新的提案发给她，并约好近期去香港同她讨论修改这个新的提案。计划还是由她将这个提案递到总部的负责人手里，同时大家共同努力安排Google、巨鲸同EMI总部团队在伦敦举行会议。
与更多独立唱片公司的签约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3月10日起程去香港参加与Sony BMG亚太区的会议以及与华纳、EMI的会议前，我同崔震东在Sony BMG北京办公室又演习了一次提案并作了一些修改；同一天给环球的梁康妮去了一封邮件，请她继续推动，邮件里我写道：
“刚同Google开完电话会议。Google中国团队和巨鲸音乐网面对Google总部有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明确告诉Google总部音乐产品的上线时间。一些不了解音乐行业的同事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沟通，并且连达成交易合作的时间都无法预测。开复和他的团队已经作出巨大的努力来说服总部同意投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也是Google总部至今批准的唯一一个音乐项目。”我最后说：“我们回头看看已经走了很远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请你和你的团队推动此事。”
3月12日来到香港，在酒店放下行李就直奔EMI的办公室。虽然我知道结论可能还和以前一样，但直接见面沟通总是很难得的机会，也许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在周倩仪的办公室里，她再次说现在很多事不明朗，她的顶头上司离开了，所以仍然要努力同EMI总部直接找窗口谈。她说Google伦敦应该有人同EMI伦敦的人认识，不妨找找。我告辞时她突然想起来，告诉我说EMI总部的J.F. Cecillon下周来香港。周倩仪无权安排他的行程，但建议我们想办法和他约一次会议。
这次的见面，让我完全相信并明白了周倩仪的话，明确知道我们已经不能等待，应尽快去EMI总部寻求窗口支持者。天知道EMI的重组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而这些具体情况，你是无法从电子邮件或文字信息上获得的。
与EMI的会议结束后，我又赶往君悦酒店同英皇负责数字授权的伊恩见面。我们前后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很享受每次同他的谈话，虽然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伊恩是个帅哥，发型像卡通片里的男主角，他在音乐营销上有很多创新。每次谈话我都有所收获，并暗自想，从伊恩身上可以看出为什么英皇是一个务实的好娱乐公司。他这次又谈到Twins的发片计划，以及英皇艺人谢霆锋可能参与的奥运推广。他希望唱片公司和巨鲸不只是一个版权授权关系，而应共同合作做一两个广告营销合作的案例出来。我当然同意，但第一步还是要合作。
3月13日一早，我穿上一套黑色西装，里面是有袖扣的白色衬衣。看着镜中的自己，像是回到了过去在金融业工作的样子，感觉太严肃，于是又换上一条感恩至死乐队的纪念领带，有黑底红色火焰的图案。祈祷完毕，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出门。今天有两个重要的会议，分别是与华纳和Sony BMG亚太区的。我准备摊牌，我必须明确知道答案，无论是与不是，行与不行。
没想到的是，这次华纳的张健没有说我们还在考虑，继续保持联系之类的话，然后关上大门。他问了很多问题，中间有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
“关于广告分成，我们除了在音乐试听、下载时投放的广告上分钱，能否在整个Google 搜索里分成？哪怕是一点点。你也知道，音乐搜索会给搜索带来流量。虽然音乐不是全部，但却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不是吗？”
我沉默了一分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里，我大脑里闪过无数念头，好的和恶的都有。最后，我把右手放在左手腕的佛珠上说：“这个完全超出我的授权范围。我不能代表Google谈具体的分成，这应该是Google总部和华纳总部谈的事。不过我个人的观点是，建立一个清晰的广告模式和游戏规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不赞成唱片公司在Google搜索的所有收入里分成，而应该是在音乐版权被使用时如下载试听时投放广告才分成。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含混不清，那么这个广告模式未来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商业模式和准则应该对所有方面都是公开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