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2日，黑色星期四。
同四大公司的沟通在艰难地进行着，并没有太多的进展，虽然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发邮件、发短信、见面或者找任何借口沟通。唱片公司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商业模式，他们关心的是每一个下载最少能收到多少钱。你可以收费也可以做广告模式，但如果你广告卖得不好，唱片公司一方可能贡献了免费的音乐却颗粒无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相当于给广告分成模式买一个保险，确保唱片公司的最低收入。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底价是多少？
从下午5点开始，章明基、盛轩和我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争吵，在板上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厘人民币左右风险较低。3厘人民币的底价意味着，如果每天1 000万个下载、试听，则一天需支付唱片公司3万元人民币，每月90万元人民币，每年1 095万元人民币。无论卖出多少广告，如果是3分钱，则每天为30万元人民币，每年1.095亿元人民币。
而此前，四大公司在讨论时提到的底价均超过3分钱，有的下载甚至几毛钱。对黑板上的数字，我们都很漠然，也许是大脑缺氧的缘故。
这时，章明基决定给Richard打电话，告诉他可能都不想做这个项目了，因为不太可能说服四大公司彻底接受广告分成或者很低的底价。
我们甚至在想，如果这个项目做不成，公司就转型做SP，或者干脆让Google彻底收购巨鲸公司。我试图阻止章明基此时同Richard讲一个可能的失败，未果，他还是坚持打电话给Richard。他打完后，我终于忍不住，大家互相指责直到半夜，屋子里一片狼藉。
第二天周五，我躺在床上完全不想醒来，把手机调成静音，又睡了一会儿，直到睡不着了，也不想起来，身体完全无力。我呆滞地看着天花板，想起周末开车掠过旧金山街道的情景。“我究竟在干吗呢？”转眼之间，自己已是已婚男人，干着一份最辛苦的工作，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业者、CEO。我决定今天待在家里，因为带着这样恶劣和烦躁的情绪出门，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下午两点，吃了饭，喝了一杯咖啡，感觉好些了，我给环球的Eugenia打电话，说了昨晚关于底价的计算,也诚恳地告诉她，付费模式和广告分成模式根本就是两个模式，很难互相融合。她说可以理解，但这是总部的决策，他们可以报方案，并且该底价在一段时间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我向她表示感谢，实际上这之后我一直感谢她。Eugenia虽然只是环球中国的一个普通经理，但她并不知道有一次就在我几乎绝望，和她通话时，她用轻柔的语气鼓励我说：“没问题，一定可以的。”当时差点让我流下泪来，这个情景我会记一辈子。当天我们准备了大量数据和计算，主要是说明为什么需要零底价或者很低的底价才有可能让广告模式成功，然后把这些发给环球。
3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章明基来到华纳亚太区香港的办公室，华纳就在黄埔海逸酒店的旁边，我们坐在19楼的办公室里，外面是蓝色的大海，香港也有让人很心旷神怡的地方。原本还约了华纳亚太区的总裁拉契·拉瑟福德（Lachie Rutherford），但他临时有急事不能参加了，这也让我预感到这次会议的结果可能不会太好。果然，张健说免费试听OK，但免费下载还是有问题，主要在于它有可能会损害一个付费市场的发展培育，以及对其他已有生意（例如CD）的损害。当然更重要的是免费下载是革命性的，以前没有过，所以很难。
我急了，好像我们以前提供的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来说明这些问题的事都不存在似的。我甚至用了音像协会秘书王炬的音像业报告来说明过去5年CD销售、彩铃销售和网络下载的关系曲线图。中国的巨大问题在于中国消费者每年花费上百亿元购买CD、彩铃，再加上百亿元的网络下载、试听，然而唱片公司只收到不到5亿元。也就是说，正版市场的份额才是最大的问题。一个成功的、不断增长的正版网络音乐份额，肯定会增加唱片公司在所有音乐相关市场的份额。
我又急切地用一些资料和数据来回答问题。
当然，最后的结论是，“暂时不行，继续保持联系”。
3月的香港已经热了起来，走几步就会流汗。我和章明基从体型上看都不是喜欢热天的人，我们随便找了一家西式快餐馆坐下，还没有从刚才的会议的失望中缓过来。
我们一起给Alan打电话，说了华纳的情况。章明基问Alan，能不能一开始就免费试听，Alan说：“这很难，无法和盗版免费竞争，这没有意义的。”我说：“那可否先和两三家达成协议，而不是所有的？” Alan说：“也许可以考虑，但很难。”下午我还约了英皇的Ian；我们匆匆分手，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讨论。
晚上我们来到中环的一家混合中西餐厅，环境很好，新潮雅皮的装饰，远处是香港美丽的夜景，就同明信片上的一样。美丽的香港，就如同罗大佑歌曲《东方之珠》所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