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Twentyfour little hours
Br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Dinah Washington)
2009年3月上线的Google音乐搜索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2007年1月4日。我至今无法相信这是任何预谋、计谋和努力可以争取来的，我坚信这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当然，人在其中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谦卑和开放。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7年1月4日，元旦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11点我接到时任Google中国首席战略官及李开复特别助理的郭去疾(Alan)的电话，通知我下午4点去Google开会。
Alan是成都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性格直率，有时脾气很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音乐项目的专注和激情。后来我才意识到，在Google之类的大公司推动任何改革性的创业项目有多么不容易。
Google的人都应该很忙吧，但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却要跟我们开会。我很兴奋地通知了章明基和首席运营官杨盛轩。
此前在2006年9月2日，盛轩已经介绍并安排了第一次同Alan的会议，地点在洲际酒店自助餐厅，我和章明基、盛轩参加。
Alan说：“Google最近调研了市场上的几家数字音乐公司，我们当然知道增加音乐搜索服务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但我们要做的音乐搜索，第一不能盗版或者打擦边球；第二用户体验要好过盗版，就是说要能够正版免费下载，免费试听。唱片产业、唱片公司会同意吗？”
我说：“过去10年里，唱片产业始终只支持收费下载模式，不支持免费广告模式。从Napster开始，唱片公司不断起诉盗版的免费音乐服务，但毕竟到今天苹果iTunes收费模式的增长已基本停止，而且数量不大，每年只有十多亿美元。而盗版音乐的免费用户占全球网络音乐用户的95%。从天时上看是大家必须开始面对现实，开放免费广告媒体模式，来让这95%的免费用户使用正版并让该模式产生合法广告收入。虽然全球还没有先例，但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就不知要等到何时了。”
Alan请我们帮忙安排约见几家唱片公司的高层，希望看到有人先把第一枚钱币放进来。会中，Alan四次问到了巨鲸的股权结构以及股东的想法，想知道我们是“为卖公司而创业”还是“为基业常青而创业”。
这之后，我们如约安排了Alan同EMI（百代唱片）负责中国区数字业务的负责人周倩仪、Sony BMG（索尼博德曼唱片）的杨惠莹、Universal Music Group(环球唱片)的梁康妮，以及Warner Music(华纳唱片)的张健见面。盛轩是我们与Google合作的倡导者，他整理了很多数据、资料和建议，最后整合成建议书递交给Google。
那次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我们数次催促Alan推动、询问Google有无兴趣继续，但Alan的回答始终是，不要着急，内部在沟通。
2007年1月4日上午11点，Alan在电话中说：“今天下午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唱片公司授权音乐免费试听下载有无可能，成本会有多高；另一个是Google和巨鲸双方合作的方向和具体执行计划。Google负责投资的头儿也会参加。”
下午4点，一路没有堵车，我和章明基、盛轩30分钟就顺利地从巨鲸朝外办公室赶到了Google清华科技园办公室。走进会议室，里面满屋子的人。Alan逐一介绍，这才发现几乎Google所有团队都在，包括当时的投资总监宓群（James）、产品经理洪锋、技术工程总监林斌等。坐下后Alan就表示对与巨鲸合作感兴趣，宓群说要有一个相对较大的股份。之后，我们又探讨了大约3个小时。洪锋很酷，不太说话，后来成为Google音乐搜索项目的产品经理。林斌健谈，说起很多与音乐相关的酷的技术应用。宓群是位绅士，总是面带微笑，之后几年的合作也说明他真的是像大哥，虽然权力不小。大家轮番讲完后，除了回答问题，我基本只有咧嘴傻笑。
“天！怎么会这么好啊！”我心里想。
临下电梯，我私下问Alan会议效果怎样。他说不错，如果Google要投可能不会少于20%的股份，会加速决策。但显然主要条件是巨鲸要负责同唱片产业的沟通，获得正版免费音乐试听、下载的授权，Google则专注搜索。
我们当时的认知是，有可能参与并影响中国互联网音乐格局的公司屈指可数，Google是其中之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