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认识很快就在表现最为“顽固”的思科身上找到了依据。在2000年11月～2001年1月的这个季度，思科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预期；随后的一个季度，思科利润自2000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01年3月，钱伯斯终于开始尝试着面对现实：宣布上任以来的首次裁员，并以此冲销了25亿美元的库存价值，而此时思科的市值已经比前一年跌去近90％（同期纳斯达克价值也跌掉了近70％），重新回到1998年泡沫开始急剧膨胀的时候。
自此，一切经过美妙装饰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人们这时才发现，原来大量的公司早就已经处于“裸泳”的状态。随后，几乎所有在泡沫泛滥时期大大受益的公司都遭受了重创。首当其冲的几乎都是完全依靠资本杠杆来支撑其扩张的运营商。
北美因为处于互联网和光纤产业泡沫的核心，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有十几家较大的和数百家稍小的运营商关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环球电讯和世界通信，前者利用泡沫化时期充沛的借贷和宽松的付款条件铺设了上万英里的光纤，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有多少用户。而后者则干脆以电信为幌子行资本并购之实，在短短几年间，利用美国放松电信管制的机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收购了70多家电信运营商，一举成为仅次于AT&T的全美第二大运营商，当泡沫破灭时，人们发现它在所有的方面都很诱人，唯独在电信新技术的采用上技不如人，甚至要靠租用别的运营商的线路来为客户提供服务。
在欧洲，运营商的不幸稍有不同，他们的不幸主要来自3G。在2G时代尝到甜头的运营商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3G牌照和网络的建设上，但直到2003年，除了和记黄埔等少数几家运营商还在坚持外，其他基本都停止了新网络的建设，因为用户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资金的消耗速度。以全球最为赚钱的运营商沃达丰为例，在它截至2002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中，亏损额高达135.3亿英镑，这相当于平均每秒钟亏损428英镑。
而在所有受害者中，设备制造商们的地位最被动，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为了争取到运营商的订单，它们不得不提供优厚的价格、交货条件，甚至要为其提供数量巨大的贷款；当危机降临，运营商感到压力后，他们很快又会将灾难抛给设备商，为设备商留下大量的库存和坏账；最终，大部分的账单都要由设备商支付。
在破坏性影响最为明显的2001年，北电亏损了273亿美元，朗讯亏损了162亿美元，阿尔卡特亏损了44亿美元，爱立信亏损了20亿美元，思科亏损了10亿美元，摩托罗拉亏损了7亿美元，诺基亚是唯一实现净利润为正的主要设备商（为20亿美元），它和摩托罗拉的较好表现主要得益于两家公司都以终端业务为主，而面向直接消费者的终端业务比系统设备业务较少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事后看来，这一长达3年的全球性去泡沫化过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述这些数字本身—大多数设备商从此再也没有在自信上站起来过，虽然它们在几年后都表现出了复苏的迹象。
最具悲剧色彩的非朗讯莫属。这家曾经被中国公司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顶礼膜拜，并拥有被称为“发明机器”的贝尔实验室的行业领导者，在危机爆发不久后就传出会走向破产的消息，评级机构将其债券评级降低到离垃圾债券仅一步之遥，随后公司又差一点被阿尔卡特收购。阿尔卡特虽在整个危机中也经历了打击，但尚能保留一点雄心，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电信领域崛起较晚，之前它是拥有上千家遍及各个行业的子公司的老牌法国公司，后来在一个雄心勃勃的新领军人的带领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其他业务，增加电信业务，所以此时它尚处于类似改革后期的精力旺盛阶段。
尽管朗讯没有在这次危机中死去，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衰退的命运，它再也没能找回往日的自信。实际上，即使没有这次危机，朗讯遭受打击也只是迟早的事情。它在传统固话领域沉溺得太久了，即便抓住了新兴的光纤和数据网络的机遇，也远远不如北电和阿尔卡特，后来醒悟过来后又发疯似的并购，希望借此扭转颓势，但危机爆发后，它又不得不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不停地出售之前并购过来的业务。而在增长速度更快也更实在的无线领域，它也同样没有作为。当它决定奋起直追时才发现，身边突然增加了两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中国的中兴和华为。由于朗讯既无法在技术上领先，又不可能拥有任何成本上的优势，于是一切已经无力回天了。
在挣扎了几年后，朗讯终于在2006年选择了与阿尔卡特合并，从此结束了独立生存。另外两家系统设备商—诺基亚的系统设备部门和西门子的系统设备部门，也在坚持了几年后，因为差不多的原因先于阿尔卡特和朗讯进行了合并。
北电虽然在光纤上站稳了脚跟，但它同样面对来自中国的新对手的冲击，而且它同样在有线的世界里待得太久，为迎接已经到来的无线时代，不是行动得太晚（二代的GSM），就是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