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意味着，尽管华为几乎是白送，但为了平衡，中国电信也会将华为的比例控制在一定份额之内。果然，很快就传出现有份额处于第二位的摩托罗拉为了抓住中国市场这根稻草，也加入价格战中，甚至将其中15个城市的报价降低到零。虽然后来摩托罗拉否认了这一传言，但战斗的硝烟并未散去。
这一切对44岁的殷一民而言，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而一位上海分析师则扮演了落井下石者的角色。这位分析师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告知其客户，华为凭借低价战略已经获得了中国电信此次招标近70％的份额。其结果是，第二天股市开市后，中兴的股价便低开低走，甚至一度跌停，最终以惨跌9.21％告终。成交量则不断放大，恐慌开始在投资者中蔓延。
虽然中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金（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券商立即发布报告对中兴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消息并不属实，但在股市中伤痕累累的投资者却仍然采取了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虽然后来有人发现该分析师之前曾经在华为工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华为在这场战争中布下的陷阱之一，同时中兴也发表正式声明称将保留对该分析师追究相应责任的权利，但这些都没有止住股价下跌的势头。
此时，所有人都明白，价格战将大幅侵蚀每家公司的利润，可能所有公司都将面临赔本赚吆喝的局面。本来的利好变得中性甚至消极了。
中兴的处境也很明了：中兴要么像华为一样采取近乎白送的策略，寄希望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只是保住现有份额，以便在未来的升级中弥补损失1；要么继续坚持较为理性的定价，以换取短期的利润空间，但可能因此失去市场份额。
一连数天，中兴高层对采取何种策略争论不休，董事长侯为贵也被请来。最终，资本市场的力量帮助公司作出了选择—财务回报和稳健必须作为首要决策依据。对此，侯为贵已经非常熟练，每当公司要对一个重要项目作出取舍时，他都会回到这一原则寻求最终决定的支持。
“我们很容易谈战略，为了一个战略目标不惜代价去做，讲起来很吸引人。如果价格太低，即便你取得50％的份额，但最后市场烂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殷一民力图说服那些认为应该对对手以牙还牙的董事和高管。
相比而言，由于公司没有上市，任正非便可以自由发挥，可以为了实现最终目标毫不考虑短期的财务表现，这让华为在竞争中处于先天的优势地位。即使面对国外巨头时，这一优势也相当受用。对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言，只要一个季度的赢利不达预期，就有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反应。事实很快证明了这点，在要不要参与到价格战中来这一点上，国外大多数公司一直犹豫不决，最后选择了沉默。
最后，中兴只是对总体报价作了微小的调整，仅在个别战略城市，比如深圳，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姿态。之前中国电信在深圳主要采用摩托罗拉的设备，正当摩托罗拉自以为唾手可得地报出9 700万元的价格时，华为却报出了88.5万元的低价，而中兴也毫不示弱，不但不收费，还免费赠送152万元的设备。
在某些时候，人们不免会期望中国政府那双看得见的手能够出面对不正常的价格战，尤其是对华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干预。不过这一愿望最终落空，主管部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终将这定义为“市场行为”，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姿态。
不过，从中国电信的角度而言，即便其他设备商降价幅度有限，它也将不得不采用这些设备商的部分设备。一直以来，制约CDMA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业链不够完善。如果其他公司被迫出局，对中国电信也是不利的，何况华为一贯的行事风格更让人担忧。华为从来不会放弃任何获得利润的机会，尤其是当它成为中国电信必须依赖的合作伙伴时，只要有机会，它就有可能会转而要求运营商提高价格，据说在国外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现在，殷一民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寄希望于中国电信会作出对自己长期有利的决策，而对中国电信有利的同时也将对中兴有利。而且，中兴的确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筹码，至少在CDMA领域是如此。中兴在CDMA终端上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20％，在系统领域的优势也进一步提升，据美国咨询机构EJL《2008年第二季度全球基站合同分析》显示，在该年第二季度全球新增的68单无线合同中，CDMA占12单，中兴就独占其中的10单，其中8单属于EV-DO领域，这正是本次中国电信招标的重点。
到2008年8月20日，中兴终于可以向投资者提供一些安慰了，这天它发布了一份相比行业整体情况来说非常理想的半年报：收入同比增长29.52％，净利润同比增长21.21％，其中国际市场占其收入已达64.21％，同比增长58.93％。虽然国内市场下降了3％，而且恶劣的形势可能预示着国际市场的收入将在不久后面临下滑，但已经大规模启动的中国3G可望帮助国内业务接过增长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