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王建宙便获得了一种类似罗马教皇般的影响力：一方面他在“教民”饥饿时给予他们面包，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他与某种来自未来的力量相关而对其产生依赖。即便沃达丰的科劳和AT＆T的斯蒂芬森并不指望直接从王建宙手里领到签单，但仅仅是中国移动背后4亿中国手机用户的一举一动，就足以对他们产生极大的诱惑。这4亿手机用户足以影响全球手机用户的偏好，并因此改变行业内的游戏规则—何况，13亿的人口对于面临所在地手机用户饱和所带来的增长压力的“全球营收最多的移动运营商”沃达丰和“全球最大的运营商”AT＆T而言，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2008年8月7日夜，13亿中国人的不眠与沸腾之夜，没有什么比奥运会这种能吸引近50亿人目光的全球性盛会更能让全世界关注中国的现代化的崛起了。而此刻，我的注意力全被北京某个角落里的一场宴会所吸引，这场宴会隐含了一种更具体的象征性的力量。
宴会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但精力充沛的男人—王建宙，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企业之一——中国移动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客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全球商界中最有权势的洋面孔，比如沃达丰（Vodafone）前后两任首席执行官阿伦·萨林（Arun Sarin）和维托里奥·科劳（Vittorio Colao）、美国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斯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互联网投资教父软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阿尔卡特朗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陆思博（Patricia Russo）、思科（思科系统公司，简称思科）执行副总裁威姆·埃尔夫林克（Wim Elfrink）、摩托罗拉执行副总裁丹·莫罗尼（Dan Moloney）、诺基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诺西首席执行官白伟贤（Simon Beresford Wylie）、北电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S. Zafirovski）。
通常，电信被认为是体现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综合竞争力的关键领域，而这次聚会又几乎囊括了这个行业中全球最顶尖企业的重要人物，只有爱立信（爱立信公司，简称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思文凯（Carl-Hennic Svanberg）因故“请假”，这一切都预示着某种转变正在这个领域悄悄发生。
首先，按照传统观念，中国移动并不是一家全球性公司，它几乎全部的业务都来自中国境内，因此，它的首席执行官的影响力通常也很难覆盖到欧美各国的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大佬们。但现在，这位中国人振臂一呼，用一张奥运会的门票就将他们统统召唤到了中国，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称彼此为朋友。而实际上，他们中不少人在商业场合都正杀得你死我活—在印度，爱立信和诺西正为了获得一个数亿美元的订单而彼此下套。
有这么一句话：谁掌握花钱权，谁就能掌握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建宙的确是宴席间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只要算一笔简单的账，就可以知道：在过去的8年中，中国电信业平均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 000亿元，其中约60％，即超过1 200亿元用于向全球设备商购买设备，而仅中国移动一家又占了其中的一半，即它每年要向全球设备商行使超过600亿元的花钱权—这还没有考虑这期间中国设备商在中国移动的采购中所占份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当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财神们遭遇麻烦时，中国的财神几乎总是扮演着站在最后的角色。在这期间曾经有三四年（2001～2004年）时间，全球几乎所有主要运营商都减少甚至停止了向他们开新的应付票据，但中国移动却始终不曾对他们吝啬。最明显的例子是，当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财神再次成为最阔绰的救世主。仅仅2008年上半年，王建宙就已向上述这些公司签出了数量可观的票据—爱立信91亿元，阿尔卡特朗讯70亿元，诺西55亿元，摩托罗拉30亿元。而这些还只是餐前甜点，随着2009年中国运营商们开始大规模进行3G网络建设，更大的面包将陆续摆上这场经济寒夜的餐桌。
于是，王建宙便获得了一种类似罗马教皇般的影响力：一方面他在“教民”饥饿时给予他们面包，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他与某种来自未来的力量相关而对其产生依赖。即便沃达丰的科劳和AT＆T的斯蒂芬森并不指望直接从王建宙手里领到签单，但仅仅是中国移动背后4亿中国手机用户的一举一动，就足以对他们产生极大的诱惑。这4亿手机用户足以影响全球手机用户的偏好，并因此改变行业内的游戏规则—何况，13亿的人口对于面临所在地手机用户饱和所带来的增长压力的“全球营收最多的移动运营商”沃达丰和“全球最大的运营商”AT＆T而言，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总之，再过4个月就满60岁的王建宙像个帝王般地坐在主人的位置，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