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出生于上个世纪初期，也是清朝末期，她的一生经历，简直可以说用“沧桑”二字來形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见过反，见过乱，见过飞机扔炸弹，外婆说的反，就是张勋所率的辫子军入京复辟事件，乱就是军阀割据，混战；飞机扔炸弹，当然是日本侵略者在我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大罪，外婆一生多孑，至少有三次婚史，母亲是外婆第二次婚姻的结果，外婆究竟有多少孩子，只有外婆自己清楚，但我所知道的，至少有六个孩子，外婆的第二次婚姻是被壮丁体制破坏的，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初十，外婆生下母亲刚满三天，外公上山挖药材，被抓了壮丁，无计可施的外婆拖着虚弱的身子背着母亲，拉着三舅住进了保长的家，狡猾的保长瞒着外婆从另外一条道吧外公送到了战场上，外婆伤心气急，打算以死相拼，无奈儿女幼小，只好拉着大的，背着小的往回走，可屋漏偏逢下雨天，外婆的家被一个堂外公不小心化为了灰烬，无家可归的外婆失去了外公，只好带着母亲四处去帮工，然而，帮工的日子实在太难熬，地主婆安排外婆去担粪，却把母亲绑在门角里，等到外婆晚上回到家，见到的是奄奄一息的骨肉，气得直跺脚，为了生活，为了年幼的孩子，外婆不得不带着母亲再次改嫁，
外婆在最后一次婚姻里生下了我的小舅，有了小舅后不久，全国就解放了，小舅的父亲也染上了瘟疫离开了人世，从此，外婆带着母亲和小舅一起在新社会的阳光里靠自己的劳力吃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外婆和小舅相依为命，直到小舅结婚，等到我出生记事的时候，外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了，老人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说话都不利索了，满头的银丝几乎沒有一点花发，只是动作还是很利索，一边带着小舅的几个女儿，一边割猪草，忙里偷闲的时候，逢场赶集，还要到天宫场上的小酒馆里喝上二两，因为苦闷多多，外婆在解放前染上了鸦片烟，解放后，国家禁止抽大烟，外婆戒掉了大烟瘾，只好用我们说的核武器（土烟）來凑了，上学后，我们姊妹几个最愿意在街上碰见外婆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外婆见到我们，都会给我们一点礼物，礼物简单得只值五分钱，，一个发糕，而就是一个发糕，也会引起同学嫉妒，因为他们沒有这样爱护他们的外婆，因为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老话：“外婆背外孙，背的是破草凳；奶奶背孙孙，背的是一背金，”
小舅结婚以后，一连生了四个闺女，而外婆的最后一次婚姻只生下小舅一人，而小舅的父亲也只有小舅一个儿子，几千年的思想告诉外婆，小舅必须养一个儿子，而此时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按照基本国策的规定，小舅就沒有再生育的条件了，因为小舅的第四个女儿已经是违反基本国策了，只是当时政策还沒有完全执行下來，可小舅的第四个女儿出生后不久，小舅妈的肚子里又有了，而此时，计划生育已经全面实施了，也就是说，小舅妈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处理掉，
当年，计划生育在农村实施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也觉得稀奇古怪，管天管地，还要管人家生娃娃的事，这也不能怪大家想不明白，因为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一下子要全部转过來，确实很难；再加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期间减员很多，期间还实行过多生孩子多生产的政策，评选英雄母亲等，而到了七十年代又背道实行计划生育，要求大家节制生育，不过，实行计划生育在七十年代已经是到事在必行的地步，就拿我们生产队來说吧，和我同年的就有七、八个，十來个，一个村就有十多个生产队，一个村一年就出生一百多人，以此计算，一个公社一年就添一千多张小嘴巴，而一个县又二十多个公社，一年最少净增一万多张嘴，而外婆是不懂这些打道理的，她只知道，她的儿子是不能沒有儿子的，而此时，我的父亲和公社里的几名干部有一些往來，外婆多次让父亲去给小舅讲情，父亲是共产党员，知道一些文件精神，问是问了，也沒使劲去说，时间一长，父亲竟然忘了这事，可外婆眼巴巴地等着父亲的回话，
那年秋天，天气已经显得有些寒冷了，天下着封门大雨，我们被雨堵在了家里，哪里都去不了，又赶上我们不用上学，无事可干，父亲就把我们召集起來手工脱粒玉米，大概到了十一点的时候，生产队里的会计站在我家房前的田坎上大声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说是外婆被冻得走不了路了，让母亲去背她，父亲和母亲一听，丢了手里的玉米棒子，换了鞋，抓了斗笠就往外面跑，我们姊妹几个也无心干活了，随后就到堤阳坎上等父亲和母亲，姐姐端出了一个铁火盆，往盆里倒了一些薪碳，找來一把豆秸，点燃放在薪碳上，然后让我用扇子把火扇旺……
十多分钟以后，父亲背着外婆回來了，母亲铁青着脸跟在后面，父亲吧外婆放在火盆旁的马架子上，姐姐找來一双干布鞋让外婆换上，外婆坐在火盆边上，上牙帮和下牙帮不停地打着架，发出“的的的的的……”声响，母亲看外婆冻得瑟瑟发抖，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埋怨开了，外婆因为沒有缓过气來，只好由着母亲埋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