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沒有出生的时候。成都知青就到我们生产队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來我们这里。更不知道是什么政治运动。只听父亲说。他们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才带着他们简单的行李到了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至于一共來了几批多少人。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到我出生后不久。有关系的已经回城了。剩下的也蠢蠢欲动。忙着走关系。可有这么一个女知青。可能是觉着回城无望。居然和我们生产队的会计谈起了恋爱。还结婚生了一女一男。我敢肯定。他们谈婚论嫁的时候。绝对是相爱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得不來一个孔雀东南飞。
女知青回成都了。在一个厂里上班。每有休息的时间。就回生产队看自己的儿女。不过。她呆在成都的时间总是比在儿女和丈夫身边长。那时候。沒有电话。就靠一纸一笔倾诉思念之情。一封信來回得十天八天的。非常难熬。也许是女知青看别人出入成双成对。又有多嘴的人在耳边说道。心里就起波澜。掂量着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回來的时候。就开始诉说自己的辛苦。和丈夫吵开了。这时。女儿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而我们农村沒有这条件。成都有。她决定把女儿带到成都。也许是为了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也许是山村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的缘故。我们会计的整个家族都沒有人反对。临走的那天早上。会计还把女儿和妻子送到车站。女儿上学了。女知青回來的时间越來越少了。只有等到女儿放假的时候。娘俩才一起回來看会计爷俩。而这娘俩在成都的空隙。会计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做账外。他还借來小学课本。用毛笔把书上的东西抄下來。教儿子读写。我记得我和弟弟去他们家的时候。还看见会计教他儿子读书來着。
也许是在成都呆的时间长了。渐渐地。女知青娘俩看不惯农村。回家的时候开始抱怨。看会计的时候。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吵上一架不离去。过了两年。儿子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女知青回來商量把儿子也接过去上学。这时候。会计家族上有人开始怀疑了。觉得女知青是在实施什么阴谋。出面阻拦。女知青质问他们：“就这么个山旮旮。还能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你们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们一样。祖祖辈辈都揉泥巴吧。”会计家里人也不示弱。回答说：“揉泥巴怎么了。别人能过。就他不能过。”女知青提高嗓门。拿出了成都人的泼辣劲回答说：“你们这辈子就他妈的这样背太阳包过山了。还想害娃儿。你们不心疼。老娘心疼。谁要拦着。我就跟谁拼命。”最后。她还是把儿子带到了成都。
我记不起他们孩子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总之。人家是比我上学早。把我眼馋的啊。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女知青回來的时候更少了。会计还是忙着田地里的活。拨弄着算盘算生产队里毛票。有空的时候。到公社看看有沒有信。这样看信回信地过了一段时间。可思子之心是愈演愈烈。最后。他还是跟妻子写信提出让儿子回來一趟。不久。女知青还真把儿子带回來了。还带着儿子在生产队里转悠了两天。认了认亲戚。女知青学着生产队里的女人说话的腔调和生产队里的男工妇女们说着话。打着招呼。还从身上掏出各色的糖來招待我们这帮看热闹的孩子们。孩子毕竟是孩子。女知青的孩子很快就和我们熟悉了。一会儿就跟我们一样满田坎地跑。还学会了山里话。
女知青回來好几天了。该回成都上班了。可她还是沒有回去的意思。每天还是那么乐呵呵地跟生产队里的人们打着招呼。晚饭的时候。我听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回來好几天了。也不说带孩子回去上学。我看啊。这不是什么好事。”又过了几天。女知青自己走了。留下儿子在生产队的幼儿园上学。也许。农村本來就是孩子的乐园。女知青的儿子在这里长得非常健康。只是皮肤变得黝黑。跟山里的孩子沒有什么两样。一天晚上。我听父亲跟母亲说。女知青正跟会计闹离婚。这次带孩子回來。是会计要求的。母亲说。孩子是娘的心头肉。把孩子放在这里。她不会放心的。她还会回來的。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幼儿园正在上课。知青來了。左手食指像是受伤了。缠着纱布。整个左手挎在脖子上。她远远地看着她的儿子。沒有去打搅他。老师看见了。特地允许她的儿子提前放学。跟着妈妈回去了。
一个下午。天正下着雨。我到公房的楼上脱玉米。听大人们说。女知青和会计离婚了。女儿判给了知青。儿子判给了会计。可儿是娘的心头肉。女知青强行把她的儿子带走了。从此就和会计沒有了联系。不久。会计过继了一个孤儿作为养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的。故事写到这儿本该结束了。可事情却又拖了二十來年。大家都快要把女知青和她的儿女们淡忘殆尽的时候。一个夏天。女知青带着自己的女儿回來了。说是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儿子正上大学。她说。她从生产队回到成都结了三次婚。可沒一个有会计贤惠、对她好的。还是会计好。大家嘿嘿地笑了半天。有怀疑。有幸灾乐祸……说到最后。她还是把回來的最终目的说出來了。她是回來给儿子开户口的。为这。她警告会计的养子一定要孝顺会计。说她是有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