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这些事实，张溥并不是不知道，但也是屁股决定立场，他和他的同伙们，也就是那些以直言敢言以清流自诩的士大夫们，上书言事时，极尽百姓之惨，请皇帝减赋减税，修省敬天，但舍此之外，真正问题的核心他们却是提也不提。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王朝，两个是异族建立，三个是汉人王朝，亡国的原因错踪复杂，但只有明朝是亡在财政崩溃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其根本性的原因，朱元璋设定的体制当然是最要紧的原因，那种各自为政的计税和收税方式，湖州的百姓要自己把粮食送到驻在高邮的卫所军中，海南的某个县要替北京的城防工程烧制砖头五十块，然后自费送到北京，烧砖的部门直接和户部打交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国家的户部说是天下财计所在，但其实除了收入和支出外，毫无其它的度支功能，没有统筹和精细化管理的职能和能力，在国家承平之时尚且不乏财政危机，在到了天灾和人祸一起来的时候，崩溃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在这一链条中，皇室、宗室、勋戚、太监、文官，对财政压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文官阶层，以及提供文官的士绅阶层。
明末的皇室用度已经十分俭省，如万历年间福王加冠之国用银数百万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崇祯已经尽发内帑，而国库一贫如洗，明明加三饷苦害天下，相同的征收额度，清朝却能平安无事，这其中的奥妙已经是不言自明。
明清更替，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宗室之上，数十万宗室的养育费用被俭省下来，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国初就有近三千万两，百姓却能承受的住，却是因为清初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打压过江南的士绅，在纳粮额度和商税征收上，清对士绅阶层的征收额度远过于明！
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朝对士大夫阶层的无底线的宽容和放纵，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绅拥有无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传诸子孙！一代中式为进士，世世代代都可拥不完粮纳税，一个家族一旦出了一个进士，很可能成为百年以上的旺族！
在江南，这种家族制的成功放眼各州府到处都是，两百年以上的旺族都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家族在江南的小城中世代把持着中进士的名额，当地的财富，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个家族的手中。
士绅不完粮纳税，一旦中举便是如此，只要传出音信，其宗族或是外人就带着田契前来投奔，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佃户，隐户，从此国家就收不到他们一文钱的赋税，而他们只需给进士主人交纳田租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要交租，但算起来不需要向国家纳税，不受黄榜和白榜的骚扰，没有力役，这样算来当然比给国家纳税要合算的多！
除了田地，在明朝中后期后，士绅与富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大名士和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锡一带有大量的庄园，同时还投入股本加到海商里去，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当然十分巨大，钱谦益一次能带两万银子入京，在当时是巨额财富，不经商的话，岂能轻易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
士绅经商，却不纳商税，明朝的税制复杂而税率偏低，象和买这样的陋规可操作的地方太多，大富商和士绅肯定不会纳商税，过税关时也可以避税，这样就是把极低的税率转嫁到了平民商人身上，在崇祯年间，普通的商人也是遭受着和农民一样的困苦。
三饷加而民间崩溃，其最大的奥妙，也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