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中重申“教育根本，首重师资”，而师范学校的整理扩充，“非先从中央倡率，不足以宏造就而树楷模。”著教育部先将京师师范学校量加扩充，调取各省学生来京肄业，名额暂定大省20名，中省16名，小省12名，由各省巡按选择优等生徒，分期咨送，以培育优良师资。
北京政府陷于财政恐慌
（2月25日）
袁世凯为推行帝制，已造成财政极度困难，对西南用兵后，更是入不敷出。为渡过难关，袁世凯令设立洪宪元年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每月各20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每月各15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每月各10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每月各5万元之数摊派筹解。2月19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焕章以存款为北京政府提用而出走。是日，袁世凯下令晓谕商民各安生业，“毋得轻听谣言，自受损失”，并着各省“严查造谣奸徒，立即拿究”。又令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但商民提款兑现未见减少，反日有增加。而各省对袁世凯摊派置之不理者有之；回答因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亦有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仅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30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100万元。
中华革命党发布第二十号通告。指出：云、贵举义以来，全国“几有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之势”，号召国内外爱国同胞“各竭财力，尽匹夫之责，成救亡之功”。
2月26日。教育部委任汪济丹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该校为新增设商业专门学校，归教育部直辖。
袁世凯申令规划全国道路
（2月27日）
令称“中国旧日所有官道驿程，略具国道之意，而仅守前规，从无进步，因陋就简，识者讥之”。“亟应统筹熟计，协力兴修”。先著自治模范地区京兆地方详查其应行修治之路，分国道、县道两项，悉心规划，树之风声。乡村各路，责成区董，量为整理。其他各省区道路，由地方长官督饬所属，分别缓急，次第筹办。并著内务部迅即拟订修治道路条例。
袁世凯颁令提前召集立法院
（2月28日）
袁世凯在外交与武力两手均遭挫折后，再度假借民意，以为进退。令将定于每年9月1日起的立法院常年会期，提前于5月1日召集；又恐立法院议员选举程序繁琐，一时赶办不及，复令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议员复选当选人，俾得如期召集。倘若战事失利，可由立法院宣布取消帝制，表示进退皆从民意。29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宣告闭会。3月5日，袁世凯批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施行办法。14日，袁世凯又颁立法院议员单选选举日期令，规定中央特别选举会之单选举于4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联合选举会之单选举于4月15日举行。27日，袁被迫恢复因帝制取消的民国法令。4月1日，提前召集立法院而规定的选举方法被取消。
袁世凯令于北京设立高等警官学校。令称：“自辛亥以来，暴徒踵兴，流毒社会，谋害骟乱，靡有宁时”，多使用军队加以镇压。内务部为求警政发展，先请办地方警察传习所，调选各省警察官吏入学；复计划于各省设立警务处，统筹全省警政。袁以为“根本计划，非广育高等警察人才，不足为全国警察之模范。应于京师设立高等警官学校，精选英才，施以相当之教育，学成分往各省，转相传习”，著内务部迅即妥议奏明办理。内务部为加强各省警务，特呈准在直隶、奉天、黑龙江、安徽、浙江、湖北、河南、广东、山西、四川10省先行设立警务处，负责处理各省警察行政训练等事务，3月7日，10省警务处组织完成。
本月。日本民间召开“对支有志大会”大会由政友、国民、同志、中正等各政党议员，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浪人会等团体，以及企业、新闻各界人士共同举行，会议决议：中国此次****之责任，全在袁政府之秕政。吾人认为各省为了诛除袁世凯之僭窃帝位而举兵，乃中国国民之正当行动，务期尽速迫袁引咎而退。并称：东洋和平端赖我帝国之保证，袁不顾友邦劝告称帝，吾人鉴于中日两国之特殊关系与帝国天职应断然斥之。
虞霞等在上海创立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机器制造棉线、烛蕊，资本银3万元。
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
3月
袁世凯派员分往各省考察征收官吏经征情形
（3月1日）
袁世凯以“深恐征收官吏奉行不善，违法扰民”，令着派肃政史王瑚、夏寿康、蔡宝善、徐沅分往各省详细考察经征情形，“如有浮收巧取苛罚等弊，立即据实陈奏，以凭惩办”
俄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就库伦电报局拟用汉族职员事进行干涉。要求都护使充驻库伦办事大员陈命电报局取消对七人的任用。陈予以驳斥。密勒尔遂胁迫外蒙古地方当局另行招聘汉族职员四人，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