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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外城城北的阳信侯府，座落在五丈河畔，占地二十多亩。绍圣六年皇帝赐给田烈武的这座宅子，原是熙宁朝大宦官王中正的一座宅院，前宅后园，在汴京也是有一座有名的园宅。当年王中正仿效王开府王拱辰在洛阳的名园“环溪”的格局，引五丈河之水，人工挖出一条溪河来，环绕花园一周，复流入河中，号称“小环溪”。又效仿洛阳会草坊苗帅园，花了大力气，迁来一株百尺高的七叶树，种于园中，在园中复种竹万余竿，一时也曾经轰动汴京。不曾想，如今那万竿碧竹，终于如苗帅园一般规模，这园宅却已换了主人。
更加讽刺的是，这位新主人却对那万竿碧竹毫无喜爱之心，反而嫌它们碍事，从天王寺的旧宅搬过来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令人将这些竹子砍了七七八八，大费周章，在七叶树下，整平土地，修了校武场、马厩、凉亭……什么“收而为溪，放而为池”，什么“景物苍老，肇景自然”，全部化为乌有。
阳信侯田烈武倒并非不知道他这是煮鹤焚琴，但不论别人是嘲笑，还是惋惜，他都不以为意。田烈武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宅子是要住得自己舒服的，不是住给别人好看的。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无论他做什么大煞风景的事，阳信侯府，依然是汴京最炙手可热的几个地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阳信侯府所在的五丈河畔，几乎就是绍圣朝新贵们的聚居地。除了阳信侯府外，武城侯杨士芳、楼烦侯呼延忠、以及现任太仆寺卿的守义公仁多保忠，府邸都在此处。
这几个人虽然都只是武职，而且杨、田、呼延三侯皆不过是典班直侍卫的侍卫首领，仁多保忠虽是太仆寺卿，号称主管天下马政，实际上却是因为太皇太后终究信不过西夏人，不愿让他久典禁职，才给了他这么一个闲差养着——如今人人皆知，马政虽是军国大计，但太府寺上头，不仅有枢府、兵部横插着一杠，甚至连户部、司农寺都能伸只手进来，说得不好听一点，太仆寺权力所及，也就能到骐骥院、天驷监，替皇帝养养御马。但是，这些却一点也没影响到这几个人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立过保驾勤王之功，当今天子最信任的武臣。虽然皇帝还没有亲政，军国大事仍旧决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之手，可是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了，绍圣七年，他已经十六岁了，亲政，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因此，不管田烈武们如何的想要洁身自爱，终究不可能彻底的把那些抱着“奇货可居”心态的钻营者，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干请者”，还有各种各样在别处碰壁后，转而来找他们“自售”的纵横之士们完全拒之门外。
这一日是绍圣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上午，阳信侯田烈武就收到了四份名刺，以及四份洋洋洒洒的策论。
尽管这些年来见惯了众多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人物，但田烈武依然并不敢小觑天下士人。对于他今日的身份地位，田烈武始终自认为是“暴得富贵”，这倒并不是他谦虚，而是他的确时时刻刻怀着一份既惶恐不安又略有几分自卑的心理——田家祖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显赫的大人物，所以，田烈武心里坚持认为，无论是祖荫、命相、才德……比他出色的人都太多，他侥幸得到这份富贵，完全只是机缘巧合。因此，他不仅无法志得意满，反而时时慎戒。田烈武相信，自己略有可取之处，并因此得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信任的，就是他办事谨慎小心，待人接物谦退有礼，并且对皇帝忠心耿耿——于是，他更加加倍的维持着自己的这些“可取之处”，即使是这样的品质，有时候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比如这些策论与它们的主人。
无论看过多少荒唐可笑的“奇谋妙策”，田烈武都数年如一日的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读完每一份送上门的策论，如果他觉得稍有可赞赏的地方，他就会拿去找李敦敏或者唐康这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讨教，倘若连他们也认可，他就会在得便的时候，将这些策论代呈给小皇帝，或得转述给皇帝听。
尽管一年之中，也许才那么一篇策论值得让皇帝知道，但是这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皇帝的老师早已经不只是程颐一人，根据大宋的传统，两府的宰执、还有馆阁的学士们，都会轮流给皇帝讲课——这就是所谓的“经筵”。小皇帝聪明好学，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品质，田烈武进呈的这些策论，小皇帝在听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事情后，有一次竟然就拿来在“经筵”上问讲课的宰相，两府诸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在小皇帝面前不动声色，但马上就起了疑心，回过头就一直追查到了田烈武身上。
田烈武并不知道，因为两府的宰相们都知道他为人谨慎，不会乱进“邪说”，因此才没有再追究，只是让他去政事堂谈了一次话。宰相们当然不能说田烈武不能向皇帝举荐人材，也不可能说让他不要在皇帝乱说话，甚至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话也半点也没有提起，反而夸赞了田烈武的行为，只是委婉的希望他能“慎重”一点……
所以，田烈武完全不知道两府诸公其实是希望他能更本份一点，反而信以为真，对于此事，更加的用心与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