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当德里克·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1来到莱佛士学院（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讲授应用数学课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倡导一种审视科学的新方式。他计划继续研究物理和数学，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因学院图书馆的建设而改变了。莱佛士学院是一个规模甚小的大学，所以图书馆在建期间，藏书被交由学生和教师保管，暂存在他们的宿舍和公寓里。
普赖斯最后拿到了一整套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这是一份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科学性杂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5年。一回到家，他就把期刊按时间顺序分作几堆，靠墙码了起来：每一堆的出版时间都晚于前一堆。有一天，他无所事事地看着图书馆强加给他的这一大堆杂志，却猛然发现，这一堆堆装订成册的杂志高度既不完全相同，也不是乱七八糟的。相反，他发觉它们的高度符合一个特定的数学模型：指数曲线。普赖斯简单的观察，正是科学知识如何增长这一复杂定量理论的起源。
我们的日常生活总体上呈线性增长，或者说，它的改变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当某个东西每年以相同的数量增加，且速率恒定，这便是线性增长。如果我们开车去某地，一路上时速不变，我们把每一小时所行进的路程做个图，就是一条直线。再者，如果我们有一台速率恒定的机器，它每小时生产3个部件，那么数个小时后，部件的数目会与小时数呈线性对应关系。
由于线性增长易于推测（我们的大脑似乎特别习惯于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思考方式。如果前天60华氏度，昨天65华氏度，那我们八成会觉得今天70华氏度。
但是有的改变并不遵循线性关系，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果你连续看了好几天夏日的日落，那么你在心里预期日落的时间会符合一条线性曲线，这也不无道理：每一天，太阳落山都正好比前一天晚那么几分钟。其实你却会发现，一个地点的日落遵循的是一条正弦曲线——波浪形，看起来像一根绳子上下摇晃后的轨迹，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冬至和夏至时分——一年中最短和最长的两天——我们处在波浪的顶端或底端，每天的日落时间只是微微变化；春分和秋分的时候，日落时间处在波浪最陡峭的地方，每天的日出和日落时间相差甚远。我们很难直观地在脑海里想象出这样的曲线。
对我们来说，许多呈指数增长的变化不大容易察觉。当我们遇到就在我们身边的指数曲线时，我们往往不会这么思考，因为很难构思出图形。指数增长就是以相同的比例或者相同的百分比增加，而不是每一秒、每一分钟或每一小时以同等数量增长。如果细菌每隔一小时的数量翻番，那就是指数增长，因为它们以每小时200％的恒定速率增长。复利也类似：如果我们的钱每年以一定的比例增长，我们就可以用指数曲线来描述这种增长。
你可能已经发现，指数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即使最初我们只是每过一个小时或每过一天往底数上增加一点儿，过不了多久，这一数量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大。试想一下，假如我们有一美分，每天钱会翻一倍。一个星期后，我们每天将得到将近1.50美元。但是再过一个星期，我们每天的所得将超过80美元。不出一个月，我们每天的所得将超过1亿美元！
指数增长得名于指数的使用：指数就是一个底数与自身相乘的次数，很多时候，底数是一个特殊的常量；而对指数增长来说，底数通常是e，也称为纳皮尔常量，约等于2.72。又比如π，这些数字总是出现在最奇怪的情况下，不管是细菌翻倍还是无限的多数求和。等式的指数部分包括指数增长率。该值越大，数值的增长越快，翻倍的速度也就越快。
普赖斯很熟悉这种指数增长曲线，因此，他量一量那一堆堆杂志的高度，就立刻明白了。不过，也许只有他分到的那些杂志才遵循这种奇怪的模式。于是，他开始大量收集数据，这种习惯也成为他日后乃至一生的研究风格。
他统计了刊登在文献上的文章的数量，文章不仅有普通物理学方面的，还有更为专业的领域的，如涉及线性代数的分支领域。它们似乎都具备指数曲线所需的要素。普赖斯恍然大悟，他可能找到了一种认识科学发展的新方法。1950年，普赖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1951年，他把这一发现结果发表2在法国的一本小型期刊上，标题为《科学发展的定量量度》（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
普赖斯并没有止步不前。他回到剑桥，继续在新的领域进行针对科学定量研究的探索，即科学计量学，不久之后，人们就熟知了这门研究科学的科学。当时这门科学还很新，但是普赖斯下定决心，要收集大量的数据，借以认识科学如何变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先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