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作为长期从事过手工艺生产的匠人，在工匠的劳作实践中时时体验着协同劳作的经验，尤其是制车筑墙这类劳动，往往是几十成百甚至成千上万人分工合作，只有当他们将各自的劳动成果组合起来时才能完成复杂浩大的工程。正是在这种协同合作中，劳动者发展出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朴素情感。这种情感较之自耕农尤为突出，墨家不是从农人而是从丁匠中产生，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墨子正是由这种亲身经历的直观感受出发，提炼出他的兼爱理论。同时他将这种个人的体悟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救世之道。此外，这种感受也和社会动乱现实的强烈矛盾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是下层劳动者在艰辛的劳动中相互关心，并以此作为艰难物质生活中宝贵的精神慰藉，作为他们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则是贵族统治者在穷奢极欲之际仍然在永不满足地攫取，甚至为了这种私欲不惜大规模地征战杀伐，造成天下大乱。
墨子据此认为，既然“不相爱”而“相贼”是天下祸乱的根源，那么对症的治疗方法当然就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几天下祸纂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这种思想方法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却有它的理论依据。墨子说：“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这就预设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一观点。但墨子x认为，人性虽然自私，但义是可以转换引导的，而这种转换是以一种对等的性质发生感应：“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在《兼爱上》当中，墨子提出的“不可以不劝爱人”的“爱”具有一种“自发自律的爱”这种性质，因此，“基本上是有道德本质的”。而到《兼爱中》篇作者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已经不依靠道德主义的爱，而利用功利主义的爱，由“圣王”的“今行兼”将道德主义的爱发展到政治主义的爱。再到《兼爱下》篇，则进一步将这种政治主义理论化。这种理论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与“兼”的口号相反的概念“别”提了出来，而且把“兼”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了；二是由探讨以谁来维持“天下之利”的兼爱世界这一问题而产生了与权利有关的问题，亦即提出了由“圣王”来行兼的问题（从这一点看，墨子的兼爱论也是与尚同论是相通的）。
在墨子看来，兼爱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是圣王早巳实行过的：“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除了本于古圣贤之外，墨子的兼爱还有一个更高的理论依据，即本之于“天”。《天志》明确指出，“天”是“爱天下之百姓”的，“何以知其兼而爱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之。”墨子认为，天不仅以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而且赏善罚恶，公平无私。所以兼爱就是顺天之意。实际上，这种以天志面目出现的兼爱理论，反映的正是墨子作为平民思想家提出的“民志”。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墨子的兼爱超越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儒家仁爱。然而，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说，尽管孟子曾经猛烈抨击墨子的兼爱主张，实际上在道德政治层面上，兼爱与仁爱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与出世的老庄思想相比，仍有其精神上的契合点。
《墨经》认为，无论宇宙是无法尽的还是能够穷尽的，都不妨碍兼爱天下之人：如果宇宙是“有穷”的，则尽爱“有穷”的广宇之人是可以的；如果宇宙无穷，人充满了这种无穷的宇宙，那么这种无穷就成了可尽的无穷之地，对其中之人讲兼爱，那也是可行的。这样，墨家就通过对论敌更为有力的批驳，深化了自己的观点。
兼爱的主张之所以能使墨学成为了显学，原因不仅仅在于墨子提出了这一理论，更重要的是墨子带领他的弟子在为天下“兴利除害”的行动中光辉地实践了这一理论，从而赢得了天下的由衷赞叹。
墨子的兼爱理论不仅有普遍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对墨家学派的特殊要求。作为普遍要求，兼爱包含人己双方：“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他们相信这种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但把利天下作为自己终生伟大使命的墨者，则必须只求施与不求报答，甚而牺牲自己去拯救他人。帮助人不仅仅做点举手之劳的事，而且要赶紧做；据财分人则要尽其所有；教人则要诲人不倦孜孜不倦。直至救民之疾“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使墨家受到天下人的拥戴，以至于连思想学派的论敌也对他们这种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欣赏。他们遇到困难与危难的时候，都急切地希望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然而他们自己却认为自私是人类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