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仁义，不但不合于人性，而且是伤害人性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安定起着破坏作用。因此，庄子对于儒家倡导的仁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庄子认为儒家倡导仁义，推行礼乐，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和分化。《马蹄》篇说：等到圣人出现，费力劳心推行仁义，天下才开始迷乱；纵逸求乐，烦琐为礼，天下才开始分离。所以不把完整的木头破开，怎么能造出牺尊来？白玉不毁坏，怎么会有珪璋？道德不被废弃，哪里会有仁义？本性不被离弃，哪里会有礼乐？五色不被散乱，怎么会有文采？五声不被错乱，怎么会合于六律？残破完整的木材做器具，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来求仁义，这是圣人的错误。人的性情原本素朴自然，仁义等道德规范对人类的生存完全是多余的。圣人们提倡仁义、推行礼乐，硬要把人性纳入一定的规范之中，就像凫胫短要续长、鹤胫长要截短一样，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儒家的圣人提倡仁义，用爱和利加以鼓励，其结果却酿成了虚伪和争斗。
庄子还指出了仁义的相对性。《胜箧》篇说，从前的齐国，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网罟遍及的范围，犁锄耕作的地方，方圆两千多里。国境之内，凡是建立宗庙社稷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何尝不是效法圣人呢？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取了齐国，所盗取的岂止是齐国，连齐国圣智的法制也一起盗取了。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但却像尧舜一样安处，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讨伐。这岂不是把圣智的法制也窃取了去保护他那盗贼之身吗？所谓仁义礼智这些圣智之法，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窃国大盗统治国家的工具。仁义礼智既然成为窃国者的护身符，窃国者也就俨然成为仁义礼智的化身。庄子气愤地说：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那些偷窃带钩的人遭刑杀，盗窃国家的反倒成为诸侯，诸侯之门还打着仁义的旗号\"这不是盗窃了仁义圣知吗？仁义是可以窃取的，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假借仁义来欺诈世人。
庄子还辛辣地讽刺了儒家假借仁义欺世盗名的陋行。《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家”的寓言，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儒以诗传曰：“东方作矣，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羹，压其，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大儒小儒两人以诗礼来盗墓。大懦传话说：“东方发白，天快亮了，事情干得怎么样？”小儒回答：“裙子、短衣还没有脱下，口中含有宝珠。”大儒说：“《诗经》里本来就有‘青青的麦穗，生在陵陂上，活着不施舍给人，死了何必要含珠’。揪着他的鬓发，压住他下巴的胡须。用金椎敲打他的面颐，慢慢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口中的宝珠。”这则寓言记述了大儒小儒师徒虽然干着发尸盗墓令人发指的勾当，却要引经据典，说是合于《诗》、《礼》。故事婉转曲折、轻松俏皮，但是对儒者假借仁义来掩盖其贪婪无耻行为的揭露却是人木三分、痛快淋漓。儒者言行的虚伪、荒谬跃然纸上，其作用并不亚于（肢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正面直叙。
《天道》篇有一段老聃与孔子的对话，庄子借老聃之口阐明了自己人性自然的主张，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老聃问孔子学说的要义何在？孔子答曰：。要点在仁义。”老聃说：“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说：“是的，君子不仁便不能成长，不义就不能生存，仁义确是人的本性。”老聃又问：“什么是仁义？”孔子说：“正心和乐，兼爱无私，这是仁义的真情。”老聃回答说：“你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人是有危害的，谈兼爱，不是太迂阔了吗？说无私，实为偏私。你是想让天下人失去养育吗？那你要知道，天地原本常在，日月原本光明，星辰原本散布空中，禽兽原本自然成群，树木原本生长发育。你依道而行，就是最好的了，又何必急于标举仁义，好像敲锣打鼓去寻求迷失的孩子。你啊，扰乱了人的本性。”庄子借老子之口，说明万物自有其本性，天地自有其运行的规则，人情世教亦应顺其自然，无须人为地干涉。最后明确指出，孔子的仁义是扰乱人的本性的。
庄子以人性素朴的观点观察历史，认为正是儒家所标榜的尧舜之道，造成了道德的沦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是酿成社会大乱的根源，瞻望未来更是令人心悸的惨淡前景，《庄子·庚桑楚》篇说：
且夫二子（指尧舜）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钚。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至于尧舜这两个人，又有什么好称赞的呢？他们对于分辨善恶，就好像胡乱穿凿墙壁来种蓬蒿一样。选择头发来梳，数点米粒来煮，这些烦琐的事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