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踬步之浍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也。厌日而视者，视一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哅哅：孰乱其官也。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水动而景摇，人不以定美恶：水孰玄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人不以定有无：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时定物，则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日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己以定事。故伤于湿而痹，痹而击鼓烹豚，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虽不在夏首之南，则无以异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无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故有知非以虑是，则谓之惧；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察孰非以分是，则谓之篡；多能非以修荡是，则谓之知；辩利非以言是，则谓之谍。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不合王制也。天下不以是为隆正也，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孳，妄辨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
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败，明君无之有也。宣而成，隐而败，蔺君无之有也，故人君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诗云：“墨以为明，狐狸而苍。”此言上幽而下险也。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诗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赏析】
《荀子》中的这一名篇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最大公患——蔽；描绘了它的各种表现，它造成的巨大祸害；论述了精神的本质作用，指明了解6的根本途径和方式。
所谓“蔽”，是指人们的精神受蒙蔽的状态：心灵蔽塞，不能接受任何有益的东西：眼光受到蔽障，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分不清是非善恶；思想被限制和束缚，不能把握真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是什么东西蒙蔽了人的精神？荀子指出：事物令人喜爱，或是令人厌恶；事物初起时的状况，或其终结时的状态；事物的距离远，或是近；人的见识多，或是见识少；古代的经验，或是今人的认识都可能妨碍人获得正确的认识，阻碍精神的发展。这实际上是说任何事物，任何心理状态都可能成为精神的蔽障。
荀子对人类精神的公患给出了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事物的不同怎会导致蔽？事物和观念各有其特征和功用，因而各有其价值和吸引力，一旦心灵陷入盲目性，被某种外物或僵化的观念所支配，“私其所积”．“倚其所私”，就会产生片面性。可见，事物的差别性是蔽发生的外部条件，而认识的绝对化和被支配状态则是蔽产生的内在根本原因。这里他接触到人类谬误的最深根源，看到人们的精神往往倾向于把一种认识凝固化和绝对化，从而让自己受其支配。荀子实际告诉人们，如果心灵陷入盲目性，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遇到任何事物都会发生谬误。
在用大量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说明蔽塞之祸，用许多富有启示的成功事例显示不蔽之福时，荀子极大地深化了对历史的总结。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精神状态是以往各种政治势力兴衰存亡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从心术公患的角度看过去的学术史，他的眼光无比犀利，非常中肯地揭示了诸子思想的长处和短处。文中对墨子、宋钶、慎到、申不害、惠施和庄子思想的基本倾向的分析如此之精辟，对其根本观念和主要缺陷的概括如此之准确，以至于它们已成为历代学者评价诸子的一个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