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粱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倜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困窇，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欲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孰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赏析】
“荣”与“辱”是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一对伦理范畴。就其内容而言，“荣”是一个人履行一定义务后得到社会公认和赞扬，或是一个人产生的道德情感上的满足；“辱”则是人们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厌恶而产生的羞耻心。“荣辱”实际上是反映善恶价值观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是第一个系统地对“荣辱”这一道德问题展开理论论述的人。他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例出发，指出：行为不顾及后果而死亡，是由于光凭一时的激怒；为人十分精明，而受到残害，是由于嫉妒；知识渊博而处境窘迫，是由于诋毁别人；想要得到好名声，名声反而更坏，是由于言过其实，言行不一；想用酒肉结交朋友，反而感情更淡薄，是由于交友的方法不对；善于辩论但不能说服别人，是由于不相让；行为正直而得不到别人称赏，是由于好胜；行为端正而不能受到敬重，是由于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凡此种种行为，是那些违背礼义、品德卑劣的人所常做，而具有道德和才能的人所不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什么是“荣”和什么是“辱”。
由此，荀子对“荣辱”下了一个界定：“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认为荣辱的根本区别，在于“先义”还是“先利”。行为之所以为“荣”，是在于“义”。“荣”使人经常顺利，没有阻碍，使人能制服别人。在《正论》中，荀子又进一步把荣辱区分为各有两种：“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志意修，德行厚，知虑胡，是荣之由中出者也”，是“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势荣”。反之，下贱邪恶，行为不检点，违反等级名分，是“义辱”；受人斥费，被杖笞刖膝以至弃市暴死，车裂身死，或沦为刑徒，是“势辱”。荀子认为，“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尽管荀子没有否定“势荣”，并认为“义荣”与“势荣“可以统一，但荀子推崇的是“义荣”而非“势荣”，突出的是荣的道义性质，而不是它的功利价值，具有明显的道义论特点。在荀子看来，身虽贫贱而无爵禄，但只要有道德“义荣”，终不失为君子。反之，虽有“势荣”而无“义荣”，即使是君主，也只能算作小人。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荀子明确地提出，人的尊卑荣辱不是命定的，而是后天努力、环境影响的结果，所谓“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但他们追求“荣”“利”的道路就不同了，就像越国的人安居于越国，楚国的人安居于楚国，不是自然具有的本性和认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