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对孔子思想理解精深，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早年孔子提出以德为政的思想。孔子说：“通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曾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并提出“三至”、“七教”为之服务。
曾子说：“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所谓七教，指“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曾子认为“七教”是治民之本。而“三至”则指“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上说，至乐无声则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土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行而用也。”
《曾子》从个人道德修养为出发点，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曾子》作为儒家经典，经过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它的封建内容将被淘汰，它的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将保存下来，并且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新文化中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将是《曾予》的命运，也是儒学发展的命运和前景。
《子思》
《子思》为子思及其门徒所作。子思姓孔，字子思，孔子之孙，战国初期思想家，鲁国人。相传子思曾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迁居卫国，又至宋国，晚年才返回鲁国。子思发挥了孔子‘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核心。他宣传儒家“诚”的道德观念，并视之为世界的本原。后孟子受业于他的门人，全盘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从而建立了思孟学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于著述。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虽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但后人对它有所增损，有所润色。它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孔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于天道的本体论环节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现为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表现为人的中和之道。耍而言之，由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诚”的理论，由“诚”的理论到合外内之道，由合外内之道到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这就是子思用以阐述和发展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子思所谓的天命，实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天道与其必然表现的统一。这是一个纯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体性来说，是老子所谓不可再加规定的“一”，而子思则联系它的主宰天地万物的表现作用，而导入一个对它的普遍界说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现作用，这种表现作用作为规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动之，而表现之，这就是道。在这里，道与天道有相对的区别，后者指天道的主体 物质本体与其表现作用之为规律的统一，前者指天道作为这个统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现作用（规律）之为性而动，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动之道。天道循性而动的活动之道，同时也是人、物的活动之道，人、物循性而动，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动。
天道作为“一”，不能不表现自己，由此散发而为多种规定，二者的统一便是一个性与其活动之道的统一体。灭道的多种规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这个命题，从本体论上阐明了性道一体的普遍性：而这个性道一体的普遍性，内部也有其不同逻辑层次上的区别与联系。
对孔子说，礼作为人行大法，虽然是仁本身的具体大全，但它与行仁的具体情节相联系，便以“克己复礼”为尺度而转化为一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门最高之道，它制约人行而指向人对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但中庸之道出白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为人性的必然表现，子思从人性上阐发了这种必然表现的心理实质，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层次上归结为一个巾和之道。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谓教”。这里所谓“教”，就是实现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径。他认为，把礼法的规范系统化为一种制度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制度，加以社会权威化，而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守而不能有所违犯的普遍社会制约性，这就是人类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派生“修道”环节便是：第一，设立社会机制从政治上集中体现社会伦理制度；第二，辅之以各种形式的体现人的社会遗传的教育制度。
所有这些以礼法的规范系统的制度化、社会权威化为基础的“修道”环节的总和，其作用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礼义上的社会制约和教化，这就是“修道之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