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一个生长在江南水乡、从东洋留学归来的青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北之行。他由北京经河南、陕西、甘肃，至乌鲁木齐；1917年，由乌鲁木齐经天山南路，及阿尔泰、西伯利亚，至北京。1918—1919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西北之行，还是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内蒙、宁夏、甘肃、新疆到乌鲁木齐，又经内蒙和今蒙古国，回到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这两次旅行，前后历时3年左右。5年之后，他又开始了第三次西北之行，历时也是3年左右，1925年由北京开始，1928年由青海至上海结束。他在西北各地前后旅行长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西北各省区及蒙古，与西北和蒙古的各族人民以及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用他自己的妙笔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就是林竞。
林竞（1894—1962），字烈敷，浙江平阳人。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著作有《新疆纪略》、《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中国必能复兴》等。1962年11月8日在台湾逝世。
上个世纪的20年代，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林竞痛感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化为修罗之场；黎庶无辜，尽成刀俎之肉”。（《西北丛编·自序》）他心中想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三次深入西北考察，为的就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1918年3月21日早7时，他立马嘉峪关下，准备出关西行，面对城墙上“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题诗，这样写道：“出关岂真苦事哉？余何以一行再行而不厌耶？是在个人观念如何耳。余常谓，天下有奇苦者，必有奇乐。出关固多苦事，然亦多乐事。世人苟其安于常人生活也，则不出关，固无不可。否则，亦何妨骑骏马，过天山，度流沙，循葱岭之墟，溯罗布之源，睥睨欧亚，钩稽古今，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耶！”作者深入不毛，以苦为乐，并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这就是作者的理想。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以开发西北为己任，成为上个世纪初最早投身西北开发的仁人志士之一。
《西北丛编》是林竞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作者几次西北旅行的日记，计分八卷；下编为《新疆纪略》。本书选取了《西北丛编·上编》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是作者第二次考察西北和蒙古地区的日记。日记起自1918年11月13日，止于1919年8月15日，历时9个月。此次考察的地区是蒙古（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新疆、甘肃和宁夏等地，而以在蒙古和新疆考察的时间最多，行程最长。所以，我们将其取名为《蒙新甘宁考察记》（以下简称《考察记》）。内容涉及当时西北各地的居民村落、山川河流、土地人口、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自然植被、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情风俗、农田水利、历史沿革、人口变迁、土特产品、名胜古迹、名入逸事以及天灾人祸等，内容十分丰富，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人民生活的关心，是《考察记》一书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如1月8日在宁夏，作者这样写道：“见各处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噫！甘省自同治乱后，数十年元气犹未恢复。历年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朘剥刮削，人民安得不穷？不然，宁夏天府地，何得有此现象耶？”
其次，作者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记载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水陆交通、四至八到。作者将考察结果写成三篇报告，即《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西北国道路线计划书》和《调查包头附近水陆交通情形意见书》。《考察记》和上述三篇报告中，保存有大量西北地区尤其是蒙古草地直达新疆地区及黄河水运等交通史料，是当时同类著作所不及的。这些资料可以弥补其它同类著作之阙，是我们研究西北交通史的宝贵资料。
再次，作者非常关心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在《考察记》中，他详细记载了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的人口、教育、风俗、宗教、部落情况。如他记载甘肃的民族教育情形说：“回教徒占（甘肃）全省人口十之三，而学生人数仅占全数四十分之一。其中在中等学校者，不过四人而已。甘省有识之士，均知奉回教者读书太少，为甘省目前最大之问题。”（1月31日）对于回族人民的勤劳、维族人民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蒙古族淳厚的民风，作者都作了肯定和赞许。对于清末甘肃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他驳斥了把回民的反清斗争混同为所谓“汉、回宗教之争”和“汉、回种族之争”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甘肃回民的反清斗争“颇有政治革命的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末的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满清政府政治手段之恶辣”。“满清入主中国，以少数之旗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