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齐军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要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个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没有粮食，自然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真的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t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得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才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失掉的只是有形的、有限的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长久的损失。得与失应该如何取舍，宓子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必须明白，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大度的心态，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忍让的精神。因为怨恨，斗争是一种具有侵袭性的东西，它像一个不断长大的肿瘤，使我们失去欢笑，损害我们的健康，并因此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从这个方面来讲，必要的忍让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有了这种智慧、这种艺术，我们面对人生，也就会从容不迫。
对付朱福年：留有余地，才能从容转身
稽鹤龄曾给胡雪岩讲过一个故事。
苏州有一家很大的货行，叫方裕和。从两年以前就开始发生货物失窃走漏的事情，而且丢的都是燕窝、鱼翅等贵重的海货。知道了这件事后，方老板不动声色地查访，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原来是他最信任的伙计伙同漕帮的人，将店里贵重的货物弄出去以后，运到外面去，经过了水路的周转，之后再出售。难怪方老板在本地并没有找到可疑的赃货。
在方老板的逼问之下，那个伙计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按照普通人的做法，那个伙计一定会在赔偿店里的损失以后被开除，可是方老板没有那么做，他觉得一个人在两年之内没有让他找到蛛丝马迹，也是一种本事，而且这件事牵扯较大，如果深究下去，一定要开除一批人，也不利于自己店面的运营，所以就没有让那个伙计“走路”，反而给他升了职，还加了他的薪水。那个伙计感恩图报，就再也不干偷货的事了。
这种做法，胡雪岩觉得做得相当漂亮了。可是，他觉得还有一点不足，就是不应该跟那个伙计说明他的偷窃行为已经被老板知道了。“一发现这个人不对头，就请他走路，这是普通人的做法，最好是不下手则已，一下手就叫他晓得厉害，心生佩服。”胡雪岩的理由是，做贼的，一定不能被拆穿，一旦拆穿了，就会留下痕迹，以后不管怎么做，心理总会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声色，还给他加薪升职，专门让他负责查处丢货一事。胡雪岩就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他店里的伙计朱福年的。
朱福年利用东家的钱“做小货”，这事很快就被胡雪岩查清楚了。可是，胡雪岩并没有知会朱福年，而是让他感到自己的“把柄”似乎已经落在了东家的手里，可是又好像没有实情。胡雪岩给了他补过的机会，让他核对年底的账目，等于明确告诉他，只要尽力，他仍然有机会得到重用。朱福年了解了东家的心思，对胡雪岩感激不尽，彻底服帖了。
俗话说：“人怕破脸，树怕扒皮。”人做了坏事，如果被戳穿了，即使没有给予处罚，心中也会留下疙瘩，日后也没有办法安心地与老板相处。他会因为害怕老板不信任而畏首畏尾，没有办法放开手去做工作。这样，等于是老板的损失。所以，做事情要多考虑别人的想法，给对方留有余地，才能让他因为感恩而对自己更加死心塌地。
《宋稗类钞》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有个名叫苏掖的常州人，官至州县监察官。他家中十分有钱，但非常吝啬，常常在置办田产或房产时，不肯付足对方应得的钱。有时候，为了少付一分钱，他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趁别人困窘危急之时，压低对方急于出售的房产、地产及其他物品的价格，从而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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