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番元好问，黑铁胆觉得县令元好问与诗人元好问其实是一个人。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28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不过，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这54个中原秀士是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
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元曲四大家成为之一，这与元好问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
黑铁胆觉得，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