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胆说，看来，这个张君是有些本事的，身上的能量也不小。可惜，他身上的能量是负能量。这样的人，能量越大，危害越大。
虎子接着说，是啊，这个张君很不简单。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起常德“9•1”大案暨“渝湘鄂”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件，无论从其犯罪主体的狡猾程度、凶残程度、危险程度以及主体组织的规模程度，还是从其犯罪时空跨度、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对刑事侦查工作乃至公安工作的挑战性冲击程度而言，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为此，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将张君犯罪集团的10余名骨干成员全部生擒活捉，创造了新中国专案缉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内部的教学片中，专家们也讲了，张君一伙最终未能逃脱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除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外，重要的是技侦手段，刑事技术在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号头目张君流窜作案多年，其间不断增枪、换枪、更换枪支零部件，刑事技术人员勇于突破，凭着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和缜密的分析推理，解决了若干以前从未遇到的技术难题，明确了侦破方向。此外，狱侦手段和侦查谋略的运用在缉捕张君、陈世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黑铁胆笑笑说，要我说啊，咱们公安上是人多枪多，如果是一对一地干，要活捉张君可不太容易啊！
虎子说，你这话我信。
虎子又说，按照张君的规定，平时绝不准直呼犯罪团伙成员的姓名，每一个人只能以经理相称。比如，张君称“蒋总”，陈世清称“刘百万”或“陈经理”，李泽军和赵正洪分别称为“李经理”和“赵经理”。
这固然有反侦破的用意，然而，它依然表明了一点，即在张君看来，抢劫杀人也是做生意的一种形式。
由此，才可以解释张君团伙在作案时的冷静和镇定自若。在他们脑海中，犯罪与其它谋生方式一样，只是一种职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不过，它的风险更大罢了。
对这一点，当地一个的士司机的解释是，在“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驱使下，只要弄得到钱，就是本事。只不过，张君他们把一般人心目中“不能乱杀无辜”的底线也突破了。
正因为如此，把抢劫杀人做得更“漂亮”一点，便成为张君他们的一种“职业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点，张君购买了大量军事和侦破书籍，作为团伙成员的学习书。与此同时，在张君的亲自指挥下，他们经常穿着迷彩服，带上安有消声器的手枪在深山野林中练枪。李泽军由此练成了“10只麻雀，８只打中头部”的技术。
而每天的必修课便是体能训练，一口气做200个俯卧撑一个都不能少。陈世清即因一次少做了10个，被张君打个半死。此外，每次作案之前，他们都得如同军事演练一样，用玩具车、木棒在桌子上做“沙盘演练”，认为万无一失之后才行动。
见众人都听的是津津有味，虎子又接着说，张君这伙人，对规则，同时也是对道德的漠视发展到了极致。
为了目的，那绝对是不择手段。在张君的眼里，只要活儿（抢劫）干得漂亮，杀几个人，那只是小菜一碟。
1998年10月，张君为了让陈世清、赵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让他们杀死一人。一天，长沙县白沙乡金华村年仅19岁的村民王志刚正在长沙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张君以招工为名，将其骗至汉寿县一山上，逼迫初出校门的王志刚脱光衣服，陈世清、赵正洪用绳子将其手脚捆住后，几个人合伙将其折磨至死。
一个初出家门的农村孩子，就这样在父母的焦急期盼中死在了异乡。两年后，当苦苦寻找孩子的父母知道消息时，王志刚早已化成了异乡荒岗上的一堆白骨。
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一个高犯罪职业水准的、隐蔽性极强、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由此形成。
按照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刑侦专家”乌国庆的结论：“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以来所见到的最凶残的、武装到牙齿的犯罪集团。”
在张君的策划和领导下，包括长沙友谊商城劫金案、武汉广场劫金案、常德大劫案在内的一系列惊天大案，在他们的制造下发生了。
张大彪说，“10只麻雀，８只打中头部”的技术，我们的公安干警多数都达不到吧。一次连做200个俯卧撑，我们的公安干警也有困难吧？
黑铁胆说，那是肯定的。我就说嘛，如果单打独斗，我们公安的胜算很少。
虎子说，你们没看看咱们白沙镇派出所，那里的民警一个个挺着将军肚，俯卧撑连10个也做不下来。这样下去，很危险。
刀子说，这一次国家对张君一伙也用的是重典。18个人受审，其中14人死刑，另有2人死缓、2人无期徒刑。对了，和赖昌星的案子一样，也是一下子就枪毙了14个人。他是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