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那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夏日，延州的大街小巷随着石元帅的命令而活跃起来。街上到处都是穿着红色军服的禁军士兵。在此之前，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陕西路已经下达禁止用粮食酿酒的命令，而据传帝国各个地方政府，都缩紧了以粮食酿酒的许可证颁放，酒馆供应的酒，大都是从帝国南方一个叫‘湖广四路’的地方由商贩运来的甘蔗酒——以罗马人的感觉而言，或者甘蔗酒更加美妙。可惜的是，每个酒馆都有固定的配额，因为长途的运输，加上供不应求，导致价格昂贵，每盎司的价格几乎是汴京同样酒价的两倍，甚至三倍，并且还被勒令不得卖给军士。（但一些不属于精锐的野战军系统的‘厢军’，经常会偷偷违背这项军令。）值得庆幸的是，我住宿的客栈掌柜，因为预料到战争的即将到来，而通过贿赂购买到许可证，事先储藏了整整一地窖的烧酒。尽管他的酒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一倍，但是依然远远要比外地运来的甘蔗酒便宜。因此，客栈中便聚集了大量的客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的商旅——虽然陕西颁布了戒严令，道路上到处都是关卡检查行人，但这一切都比不过‘熙宁通宝’的诱惑力。来自帝国各地的客人们在客栈的饭厅中，谈论着有关这场战争的一切。
根据5月7日那天的传闻，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加上后勤补给人员，达到一百万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既便在戴克里先皇帝的时期，常规军的数量也不过四十三万多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有在一次战役中动用三十万规模军队的记录。而根据商贾们的传说，帝国的藩属国夏国，既便在军事上屡次受到挫折，又有一个重要军阀投向帝国，但叛军能战斗的军队，也不少于三十万，更有人相信是五十万。但根据我在整个战争中，以后战后的观察，叛军的数量很可能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但这个数量，也远远超过汉尼拔的军队。对于宋帝国而言，更为困难的是，叛军是在自己的据点作战，他们是本地的土著，可以依托渺无人烟的沙漠，还拥有着高度机动力的骑兵——既使他们的步兵，往往也拥有坐骑。相比叛军而言，帝国虽然也有强大的骑兵，但是占总体数量绝大多数的是步兵。他们有着漫长的，需要跨越崇山峻岭与沙漠的补给线，却没有足够的牲畜来进行运输。大部分时候，帝国只能依靠征集大量的人力，推着一种一个轮子的小车，将物资运往前线。我在延州的时间，见得最多的，便是这种独轮车。它集中体现了宋帝国出色的后勤补给系统的精华部分。
当天，当我与我的一个同伴——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他的祖先曾经是宋帝国的前身周帝国的皇帝，直至现在，他的一部分堂兄弟，依然被帝国皇室尊为‘国宾’——私下里谈论时，我们都相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帝国如何有效地将军粮、衣服与箭矢送到前线。要知道，宋国与夏国的边境地区，是连绵不尽崎岖难行的山路，而当走完这些山路后，很快又会面临着无边无际的沙漠。历史上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不曾遇到过如此困难的地形。
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宋朝的商人，对胜利都充满信心。不过他们这种信心往往是建立在东方神秘主义的信仰之上的。与其说他们是相信帝国与帝国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相信石元帅。在这个受到印度佛教影响的国度，大部分的宋人相信，石元帅极可能是天上的某个星宿转世，以率领他们来取得胜利的。以泰西地区的人看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信仰。
然而，战争开始的阶段，似乎证实了人们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十天后，从前线传来消息，延绥行营的前锋部队，轻易的攻克了夏国的一座重要城池。素有威名的‘平夏兵’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抵抗，便败退了……”
——《阿卡尔多东方见闻录》卷三·西湖书社印行
银州城原西夏知州府，现在已成为云翼军第一营的中军大营。第一营都指挥使吴安国正皱眉盯着一幅标满密密麻麻记号的地图。
“大人！”副都指挥使康时杰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军头了，与吴安国有数年袍泽之谊，他只要看到吴安国的目光所凝注的方向，便已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种帅的命令，是叫我们守好银州城，等待全军集结。”
“我知道。”吴充国淡淡的应了一句，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地图上的石州、横山、夏州三城。“康兄，你来看，银州西面，有石州城和横山城，还有长城，长城后面便是夏州。银州以北，是弥陀洞。我们打银州为何能轻易得手？是因绥德之战后我军攻占米脂要寨，已占形胜，梁永能知道他是断然守不住城垣卑小的银州城的，故此他撤走了银州城的丁壮，搬走了全部的粮食与军器，在所有的井里投了毒，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妇孺。所以我军一到，这城几乎便是不战而下。这根本不是我们打下来的，而是梁永能让给我们的。”
站在下首的一名营书记颇有几分难堪，以区区一个营不足两千人的马军，本来只是担任“前哨”而不是“前锋”的任务，却攻下了银州如此“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