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总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唯有改变数十年之后再与从前做比较，或是将两个传统不一样的国家做横向对比，如此得出的结论才能惊人。与日本政府为省一个月工资（使用耶稣历可比日本旧历每四年少一个月，改历那年刚好可少发一个月工资），匆匆废旧历改西历相比，中国改历之事一直到稽神武元年才正式在宪法上确定下来诸多农会议员以西历干扰生计、有违农时、不敬祖宗、背弃传统为由，用绝对优势的投票把支持西历的国民党诸议员的提案给挡了回去。
农历中国使用数千年，国人方方面面都习惯于此，岂能说改就改。经此一次，犹如清末国会为了处女非处女的闹出红票党和白条党类似，稽疑院里私下里也被报纸分为农历党和西历党，因为农民多，所以农历党才是稽疑院真正的第一大党，在一些不被复兴会所干扰的议案上，国家的政策往往因为他们而定，气得诸多新派人士大骂他们是老顽固、老古董、老……
神武五年十二月冬日，稽疑院第五次开院期间，稽疑院下属的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内，蔡元培端正的坐在主席台的下首，听任一帮农历党的老古董质询。
“蔡大人，学部的报告我们都看了，很好！只是年初之时，我们曾去一些大学堂旁听课程，最让我们奇怪的是，为何北京大学堂内说的都是西语？老师教课不管是国人还是西人，用的也都是西语。我们曾问过校长严几道先生，他说这是学部的要求，请问这到底是为何？还请蔡大人解惑。”
稽疑院下建有数十个委员会，基本把国家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囊括在内，他们是政府行为的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监督者。不管是突发事件也好。国家决策也罢，只要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些相关的委员会都会带着满脑子疑问去调查事件、探究真相。因为他们的品级与总理同级，所以国家大事没有不能知道的。
若是不计党派利益。这些一品大员可在彻查事件、发现问题后，将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官员都赶下台，甚至追究这些人因渎职行为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如两广水患一事，虽有复兴会趁机肃清地方势力的意思，但稽疑院防灾救灾委员会确实发现当地官员因两广素少水患而麻痹大意，存在不执行土部政令，不修堤坝、不清河道，贪污防灾专款、灾时弃职而逃、灾后灭绝罪证等行为。故而以渎职罪、贪污公款罪将涉及官员交由督察院起诉，杀了一小半，关了一大半。
相对于国企委员会对国有公司的整肃，杀人判刑极多、影响甚广的两广水患终于使国人明白，国家真正的权力到底在谁手里。同样经此一次，稽疑院诸人也才明白自己才是整个国家权力真正的所有者，以前那些没玩完了、看着头疼、听着也头疼的国家预算、各部报告、法律议案，开始被这些不怎么识字的农民议员重视起来。可以说浑浑噩噩好几年，他们此时终于发现自己真的是官，而且是最大的官。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便是农民，这最基本的原则也是知道的，更何况今年稽疑院正好换届选举。不整出一些善事，赢得选票支持，那今年过后，一切的特殊待遇都取消，甚至连京城都没得住，只得回家种田。
不想回家想发挥余热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泉州老秀才许经明此时高座于主席台上，对着下面的革命元老蔡元培发问。虽然从复兴会组织关系上说他是蔡元培的下级，但复兴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组织关系和官职从属的矛盾做了明确规定，即复兴会员在具体事务中必须遵从职位和官阶。除非最高委员会另有规定。
大学堂不说国语尽说西语，这是报章上报道过的。所以将教育视为分内事的许经明特意调查了八个月，连续走访了国内全部大学堂。大部分教授讲师的课也都听过一两节，最终发现只有北京大学如此即便国内名声最盛、外教最多的同济大学堂，也只是在洋人教师上课的时候说西语，其他时候都说国语。因此这才将这个问题正式的提出来。
本以为一切顺利的蔡元培不想居然会被问到这件事情，顿时神情一顿。北京大学是他最为关注的大学，其校长严复也是他不顾杨锐反对任命的。可这严复是海军出身，而海军因为学自英国，早年北洋舰队更是只说英文和闵语，根本不说京话。是以带着海军旧习的严复规定，校内大小事务全部使用英语，不会英文的教师则不做勉强。严复此举蔡元培是支持的，所以在被许经明质疑后没办法的严复只好搬出了蔡元培，说是学部下令的。
“许大人，学部确实做过相关规定。”蔡元培硬着头皮答道，“其目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熟练掌握外文，以紧跟世界各国科技之进展，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
“蔡大人，可据我所知，同济大学堂也有此要求啊；而且我曾与同济大学堂校长德国人宝隆先生就此问题详谈过，他认为大学生是应该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但不应吃饭睡觉都说外语，本民族的语言还是要保留的。”许经明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即拆穿了蔡元培的谎言。
再次硬着头皮，蔡元培道：“许大人可有说北京大学说的是英语？”
“这……，是有说过。”许经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