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典的判断其实就是基于英国随军观察团柏来乐上校的观察，他判断的不可谓不正确，但柏来乐上校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片面的。◇↓首先，复兴军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历练新兵，虽然不会再有十五公里三万人集团冲锋的极端做法，但是征召来的新兵全都上了前线，被炮火历练了一次，也正是因为都是新兵上阵，柏来乐上校才认为中国士兵素质很差；
其次，复兴军一直在克制反击，对日军的进攻基本是被动挨打，如果侧翼被迂回攻击，为了节省炮弹，被突破后往往是调新兵部队去填补缺口，可日军进行迂回的部队全是正规师团，一个日军兵需要三个甚至四个新兵才能对付，很多时候是整旅整旅的补上去，结果便是整旅整旅的被消灭，但一个旅打光，马上又有一个旅顶上，三到四个旅填进去之后，进攻的日本师团势必伤亡殆尽，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
田忌赛马的做法是用海量的炮灰去消耗日本精锐师团，只要将直隶方面的十二个正规师团消耗光了，那之后的反攻就好打了，可这样的交换比极为难看，东北战区中日的交换比基本在一比一点二五左右，但在华北，交换比完全颠倒，有些战斗居然能打成三点五比一。
在这个战术战略思想完全崇尚进攻的时代，没有哪一国的将领会用弱兵去对抗敌人的强兵，他们总是把最精锐的部队防在最前面，而实力最差的部队防在最后面。是以洋人对东方式的换子策略根本无法想象。
洋人想不到，身为东亚人的日本人还是能感受得到的。井口省吾战死之后，第10师团的师团长松川敏胤中将在本师团遭遇复兴军新兵部队那种没有止境、不顾伤亡的连续攻击之后。带领残破的第10师团败退路上，他就恐惧的给支那军总司令大山岩阁下写信。
在信中，他除了反复提到支那军无穷无尽的人海攻击之外，他还判断支那总参谋部在使用田忌赛马之策：不断用新兵部队白刃冲锋消耗以己方正规师团，正规师部队则休整待命，一旦己方正规师团消耗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支那军反攻之始。
松川敏胤中将毕竟是儿玉源太郎看重的参谋，他完全看透了复兴军总参谋部的谋算，可看透又能怎么样呢？日本只有二十五个正规师团。虽然已经将留守本土的两个师团调出，可辽东面对强势的支那东北军，那边必须要有十三个正规师团驻守，如此就只能是十二个正规师团在直隶进行决战。这十二个师团已经被消耗了不少，第7、第9、第15、第13四个师团本就在杨村首战里损失严重，而雨季前的战事中，第6、第10两个师团被打残只剩下几千人，其余如第4、第14、第16、第17也都不满编，而从辽东那边调来的第18、19两个师团。本就鏖战半年，虽经补充，但新兵的素质极低。
战争打到现在，主力师团虽然比一开始多了四个。但总兵力却没有比之前多多少，十二个正规师团，能战也就十五万不到。虽然国内后备师团除了留守本土的那一个半、朝鲜的两个都抽调了上来，整个直隶派遣军人数在三十二万余人。但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雨季之前。
造成这个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预备不足外还有就是预备役体系建设失败。不过在山县有朋以及现任内阁首相桂太郎的宣扬中。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那些软弱的政治家、议院里的非国民造出的，不然陆军战前早就编练了二十五个正规师团，战时也能顺利扩充二十五个后备师团，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真正在前线作战的，只有战前编练的十九个正规师团以及十八个后备师团。
在日本内阁辟谣和解释之后，愤怒的民众顿时把矛头对准了指向了在桂太郎上台之初的反对党：立宪政友会党员尾崎行雄、立宪国民党党魁犬养毅、报纸记者、学者，以及这些人身后的财阀势力。战争期间，军阀显然不敢明太过得罪财阀，但在爱国民众的愤怒攻击中，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本多精一被打死，时事新闻社的石河乾明身受重伤。
虽然死了人，但肇事者因为是集体民众，且这些人的靠山财阀，因为被揭露战时还在和支那做生意，所以案件最终不了了之。经此一事，财阀们除了向西园寺公望告状之外，只得任由大正和长州藩联合起来为所欲为，几次增税案和债券案都在国会顺利通过。
不过打战钱只是胜利基本之一，日军兵力不如人，战术不如人，再加上战略决策失当，纵然有俄军相助，战事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唯在天长节攻势中，不顾伤亡的日军用了四万人伤亡的代价前进了四十公里，使得民众的不满消解了不少。
此战过后，直隶派遣军参谋长准备等天气晴朗、道路可行时，将调动蓟县防线的日军南下占领宝坻，以威胁杨村守军侧后的武清，届时守军只能退守廊坊一线，此地离北京已在五十公里之内，在此再一次猛攻应该就能推进到京郊，而同时东线也配合进攻、交错前进，争取在冬季之前占领北京。
直隶派遣军计划已定，他们正在积极准备时，接到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所转达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关于中日停战的劝告，东京内阁的诸人因此产生了分歧。
“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