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说不再有皇帝，那**、立宪都不成，又说不共和，那这国家实在是奇特。
杨锐闻言微笑，思虑间觉得有些事情不能说，只好道，“之所以说不共和，是因为国家不会如美国法国那般共和。特别是中国民智未开，选举之制度万难实行。但这国体，还是仿共和而制，算是初级之共和吧。”
杨锐这样的解释严复点点头认同，不过，他却并不赞同，“现朝廷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中国若是立宪，当比革命为好。一旦革命，不但生灵涂地，更会让洋人借口牟取私利，到时候国家分崩离析。绝不是百姓之福。”
“贸然起兵，结果确会如此，但满清气数已尽，立宪只不过是他们想苟延残喘的伎俩罢了。几道先生真的以为朝廷是想立宪以救国？或是认为那些亲王权贵会把权利交给国会？”严复所说早在预料之内。杨锐不好全力反驳。只好此般诘问。
“立宪是天下之共识。朝廷不可逆天下而行。更别说此前日俄之战，更是明证立宪胜于**。今俄国确定要召开国会，中国若是落后，当有前车之鉴。”和一般的士绅不同，严复倒是深信中国必定是立宪的。并且还是真的立宪。
立宪之争，多说无益，杨锐此处略过此处，道，“立宪之事未定，还待五大臣返回时看满清如何决策。不过这都是明年的事情，此次前来。是要向几道先生请教的。即不管革命还是立宪，之前的那一套三纲五常都会一扫而逝，那中国之文明，该如何建立？”
杨锐的问题其实也是严复之所想。他沉声道：“中国之弊，确实在于纲常。若是要革新，当摈弃旧物，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修民德，数十年之后，当有小成。其实国家立宪也好，共和也罢，都应当以教育为本。”
民力、民智、民德似乎并不比孙汶的民族、民权、民生差到哪里去。更有“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之新颖之说，其实杨锐对严复早前的著作没有研究，这些其实他在十年前发表在直报上的观点。杨锐思索片刻，再问道，“请问先生，这民德该如何修，或者说要修什么德？”
见杨锐不究其余，只闻民德，严复心下赞许，道：“中国民德之薄，当数恤私、作伪、无耻三者，而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礼崩乐坏，恰是因为三纲五常。那些口口声声说‘纲常名教、仁义道德’者，只会升官保官、贪污受贿。若要祛除卑劣。修民德除了要去旧，更要疗贫，仓廪实而之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百姓不富，那民德也无从说起，此为如何修德。又言修何德？则在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唯有如此，才能明了其权利义务，而知其义务，才不会恤私作伪，才能建新民德。”
“几道先生，那此般独立之个人，功利化之下，更多人将会是自私自利。便如欧美诸国，自由民主之下，人品也极为低劣，惟利是图者更不在少数。”杨锐只觉得严复所言，还是不能跳出全盘西化的圈子，西方即使有耶稣基督的感召，其道德水平未必高到哪里去，杨锐从来就不相信自由富裕就会有道德？这不等于说有钱人全都是好人了吗。
杨锐这一问让严复一愣，他只想着怎么跳出儒家三纲五常的圈子，只看到西方工业化之后民众之富足，却没有像杨锐一样看到后世商业化之下人性的扭曲。他道：“西人之逐利，有损人利己者，也有利己不损人这，更有利己利人者。儒家之取义舍利，实因将利己和损人放在了一起。遍观西方诸国，虽有损人者，但更多的应为开明自营之人，这些人当不是属于损人利己者，其对民德无妨。”
“先生所言，确实如此。但是我所惧者，是人人皆言利、处处皆言利、其在家外言利，其到家中也言利，其人之一生，只为谋利。**之下，民众为皇帝之奴隶，自由之下，民众为金钱之奴隶，若再细究，儒家之三纲五常，是一种控制，自由之经济体系，是另一种控制，这两者对于百姓有何本质之分别？想那美国南北之战，北方说要解放黑奴，而事实上这些黑奴全变做工厂之苦力，虽有名义上的自由，但却无实质上的自由。甚至，奴隶是农场主花钱买来的，衣食住行，他都会爱惜，而工厂之苦力，全是自由招聘而来，便是死了对于工厂主来说也毫无损失，只要他还有其他的苦力……”
这一次的话语彻底的让严复沉思起来，他并没有更好的回答。不过杨锐也没有太过失望，按照他读书时的观念，严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者，他也就只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其宣扬的物竞天择之进化论，在后世的哲学史上也完全被摈弃。
下午回去的火车上，陈广寿看着杨锐只看着窗外的风景，不由的道：“先生，我们以后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在屋外听见了杨锐和严复的言谈。只觉得杨锐说的很可怕，**是奴役、自由也是奴役。
杨锐见他发问，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担心，笑道。“一个不完全被**奴役。也不完全被金钱手奴役的国家。”
“不完全？”
“是啊，不完全。不管怎么辩解。集权便会带来**，同时，不管谁想阻碍，工业化、商业化都不可避免。所以只有部分人不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