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始终不考虑他们这种悲惨的处境，也可能从不考虑那些折磨人的灾难。尤其是富人们，他们一定会想到，为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尽管所有人都可能为之付出生命，但只有他们可能为之付出财富。此外，无论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巧取豪夺而展开辩护，他们都明白自己财富的基础其实是不稳定的，也不是那么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凭借武力掠夺他们原本也是用武力掠夺来的财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抱怨什么。即使完全是通过勤劳致富，人们也很难为自己的财产作出很好的辩护，即使是这样说：“我建了这堵墙，而这块土地本就是我辛勤劳动所得。
”那也是徒劳，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反问：“你占有的土地是谁给你的？本就没有人要求你劳动，一切都是你自愿，既然如此，你又有什么权利向别人索取报酬呢？难道你不知道，正是因为你占有得太多而导致了别人挨饿吗？你想获得超出你生存所需的部分之前，难道不应该首先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吗？”富人既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他可以轻松地制伏一个人，但也会被一群强盗轻松地制伏。富人是以一己之力来抵抗全体人民的。此外，由于富人和与之同等的人之间存在着嫉妒，因此富人们是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那无数联合起来抢劫的人们的。迫于形势的压力，富人们最终想出了一个人类智慧所能想出的可以称为最深谋远虑的计划，这个计划把他们原本的敌人变成了对他们有利的人，即联合所有的反对者，给他们灌输新的观念，并为其建立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来说有利就好比自然法对他们不利一样。
怀着这种目的，富人向邻居们描述了一种可怕的情景：假如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对抗其他人，那么每个人的需求将和他们的财产一样，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将不能得到安宁。讲完这些之后，富人们轻而易举地编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诱惑别人来实现他的目的，他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保护弱者，让他们免受压迫，制约强者的野心，使每个人的财产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保护。让我们建立并且维护和平、公正的规则，并全体遵守，让强者和弱者一样地承担义务，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命运的不公。总之，我们不能再和自己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汇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这个权力通过智慧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保护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抵御我们共同的敌人，维持我们永恒而和谐的关系。”
其实，想让这群愚昧而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相信他的话，他远远不需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纷争，假如没有裁判，他们就根本无法解决这些纷争，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大的野心和太多的贪欲，如果没有主人，他们就根本不能长期生存下去。于是，他们一听到召唤，就急不可耐地奔向他们的枷锁，只希望这个枷锁能够保障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虽然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政治制度的好处，但是却缺少足够的经验来预测它的弊端。而最有能力预测这种弊端的人，却正是那些希望他们走向枷锁而从中获益的人。即使最精明的人也会认为：牺牲掉一小部分的自由来保障更大部分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一个受伤的人宁愿舍弃自己的胳膊也要保全身体的其余部分是一样的。
以上便是社会和法律的起源，或者说是社会和法律应有的起源，在此作用下，穷人获得了一副新的枷锁，相对地，富人则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力。天然的自由被彻底摧毁了，而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被永远地固定了下来。这种法律将富人们的巧取豪夺变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特权，为了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利益，而让全人类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劳苦、奴役以及悲惨的境地之中。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一个社会的建立是如何使其他社会的建立变成必然的，也明白了：为了对抗联合的力量，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人应该如何联合起来。
每个社会都在迅速地膨胀，不久就会充满整个地球，直到在地球上几乎再也不会找到那样一个地方，人们在那能够摆脱枷锁，将自己的头颅从一直悬于他头上的以细线维系的利剑下移开。市民权利已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法则，而自然法却仅仅存在于各个社会之间，用万国法的名义出现，以默认的惯例来加以限制，从而使社会之间的交流成为现实，也取代了自然的同情心。在社会中，这种同情心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大部分影响，如今也只是存在于一些伟大的世界主义者的精神深处，这些人打破了阻碍各民族人民交流的思想樊篱，他们模仿伟大造物主的样子，将全人类都包括在了他们的仁慈之中。
虽然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但在不久之后，这种状态给政府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使它们不得不摆脱掉这种状态，正好像个人不得不放弃它一样。因为，该状态对大型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比对个人要大得多。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让理性和自然都感到震怒的民族战争、杀戮和相互报复，以及那些以杀人为美德标准的可怕偏见，因此，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