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禅等东方哲学思想传统中，包含着生态与环境伦理的智慧。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便已经意识到了宇宙自身的和谐，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认为人应该效法道的自然而然。老子的看法是，“人为”和“自然”是对立的，如果违背了自然，人就要受到惩罚。以后，庄子又提出了“太和万物”的观点，主张“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因为天地万物中本来就存在着最大的和谐关系，不应该人为地破坏这种关系。
道家“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我们建立正确的环境伦理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处理区域与区域、国与国的经济伦理方面，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思想，与今天可持续发展中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值得认真研究的。
儒家文化是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早熟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存曾起了巨大作用。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儒家思想的消极面曾进行过许多分析和抨击——其中不乏偏激的成分，而对儒家积极方面却缺乏研究。
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断裂的情况，产生了“理想的空白”和“道德的危机”，于是西方和亚洲的许多思想家重新注意到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并认为这是指向未来的哲学，对指导人类摆脱目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有很大的意义。
儒家宇宙观、人生观的基础是“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上的“天”，具有多重涵义，包括具有宗教神性意义、主宰和福佑人间的“天”；是人和万物的创生源头的“天”；含有道德、义理精神的“天”；代表命运的“天”；纯粹的自然物“天”等等。而“天人合一”中的天，却主要指人和超自然、人和自然的统一。
据专家们研究，西方讨论得最多的是：上帝、知识、人、国家与爱，而中国先秦诸子讨论得最多的则是：道、人、天命、仁爱、心性。儒家关于“天”的思想是从宗教神学演变而来的，但又不同于宗教神学。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便在于他发现了天的自然意义，并且提出了德性（仁）学说。他主张天命可畏，但又是可知的，君子应“知天命”，这天命“可知”和“可畏”都是从“德性”出发的。儒家的理想是，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对超自然的“天命”充满了无限向往，以致产生了“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信仰，而同时又终生不忘“做人”，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宗教式救世献身热忱。
儒家还认为，天即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而且是人生命的惟一来源。人的生命不是上帝或什么神灵创造的，而是由自然界生成的（天地为父母）。天（即自然界）并不与人对立，也不是僵死的存在，而是神圣的、具有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的生命创造之源。正因如此，人便应该敬天和畏天了。
敬天畏天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要落实在德性的修养上。儒家认为，人是德性的存在，而人的德性又来源于天地生生之“德”，人的根本使命便是完成德性，实现理想人格。最终回到天即自然界去，实现“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境界。
因此有人说，儒家的天命观、天道观从根本上说，既是一种生命哲学，也是一种德性之学。
儒家伦理是非常看重生命的。不仅看重自已的生命，也看重别人的
生命；不仅看重人的生命，也看重自然界的生命……这种生命观在宋儒张载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张载响亮地提出了“民胞物与”说。“民胞”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物与”指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将别人视作自己血脉相连、生命与共的同胞，正如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从而达到“大同”的盛世。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要协调发展，既“尽人之性”，也“尽物之性”，正如《中庸》所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
“赞天地之化育”乃至“天人合一”，都充满了诗意的色彩，它的核心是重生态合谐。“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便是指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形成新的和谐体。儒家的伦理中，也十分重视一个“和”字。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焉”指的是出现一个和谐有序的宇宙；“万物育焉”指的是一个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世界！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华民族的祖先们从实践中也早已认识到，只有尊重生态规律，遵照自然界的时令，有禁有纵，才能使自然资源得到休养生息，保持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