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和文明的思考
人类在新的世纪中，面临许多挑战，生态问题便是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全球生态状况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了持续的、广泛而严重的影响，引起了生态学家、环境学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在我国，自1998年全国范围发生那场大洪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已经成为新的热点。
不仅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而且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生态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哲学思想乃至民族文化。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中叶特别20世纪以来，在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人文成果，也重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民胞吾与”等观念，并进行必要的反思，为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奠定理论和哲学方面的基础。
正如我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所说：
时间已跨入了21世纪，人们不禁要问：20世纪给人类文明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如果说，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并由此迎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辉煌的日出；那么，20世纪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又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然环境的价值，这为21世纪绿色文明的到来开启了新的曙光。
300年前工业革命的爆发，冲垮了农业文明和一切旧的制度，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潜在的危机也就随之诞生，许多没有预料到也没有设法预防的后果出现了。
20世纪被人口专家们称之是一个“人口爆炸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经过了几百万年才在1804年达到了10亿，以后人口加速增长，123年后的1927年达到了20亿，仅仅再过了33年后的1960年达到了30亿，1999年竟又翻了一番，达到了60亿！预计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100亿！
人口的急剧膨胀，宇宙观上“征服自然”的原则，“残忍无情”的技术，以及贪婪的、毫无止境的需求，不但造成了地球资源的急剧消耗，而且也对地球生物圈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也许是无法挽救的。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手段，不仅能摧毁一个或几个城市，而且能毁灭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开始进行反思了。
早在1795年和1804年，德国的学者们便提出了对森林要“永续利用”的观点。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出版了《人与自然》，开始反思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同一时代，梭罗在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中，第一次批判了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人类应该热爱大自然，追求简单朴素的生活。在他们之后，自然主义者，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J·缪尔强烈抨击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任意破坏大自然的愚蠢行为，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中叶，西方的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进一步发展。德国思想家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提出“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的李奥波德，更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大地伦理”的观点，主张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界——包括人和水、土壤、动植物等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伦理学更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环境伦理学开始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以《环境伦理学》命名或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大量出现，许多哲学家在大学里开设了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课程，许多重要的、有影响的观点开始形成。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1949年李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1962年蕾切尔·卡逊夫人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先后发出了绿色警示。这些著作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绝不弱于牛顿或爱因斯坦。卡逊夫人经过四年时间的调查后，才写出了《寂静的春天》这本小册子，书中用大量实例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食物链带来的毁灭性破坏。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卡逊夫人受到了化学制剂公司和许多人的攻击，但也受到了环保和生态学家们的广泛支持，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对书中提出的警告进行调查后，改变了当时执行的农药政策，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
直到现在，《寂静的春天》仍然被称为是划时代的绿色经典著作，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丰碑，不但被列为“改变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