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羌对汉的攻掠和塞内羌众的反抗不曾间断。尽管东汉较羌实力雄厚，但由于对羌作战全无统一战略，许多官吏和将领腐化无能，军队士气低落，故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后期，护羌校尉段颖根据羌人快速、强悍但兵力分散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以快速奔袭、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战法，先后平定西羌和东羌。但东汉国力亦因之衰竭。王莽时，南匈奴叛。东汉时屡犯边郡，后匈奴再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北匈奴渐衰。明帝、和帝时，东汉以汉军和边郡各族共同组成大骑兵集团远程进攻匈奴，灭北匈奴。北单于西迁，余落为鲜卑所并。鲜卑为东胡族一支。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归附东汉。东汉灭北匈奴，鲜卑占其地并其部众10万余落，力量逐渐壮大，桓帝时，有骑兵10万，屡犯汉边。灵帝时，鲜卑内部争斗，其势渐衰。乌桓亦为东胡之一支，曾为匈奴所破，后附西汉。东汉初，与匈奴联兵攻汉，为马援击败。安帝时复叛，并与匈奴、鲜卑联兵攻汉边郡，先后为张耽和张奂击败。王莽时，西域复为北匈奴所控制。为争夺西城，水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宴固出击北匈奴，并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到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均纳质归附。安帝时，匈奴复控制西域部分国家。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恢复了对西域控制。东汉为巩固对南方的统治，先后平定了交耻郡（郡治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贵族女子征侧、征贰和岭南各地越族以及蛮族等少数民族的叛乱和反抗，但其统治亦迢削弱。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领导人张角等利用宗教进行10余年的宣传和组织准备，起义烈焰迅速燃追中原。由于起义领导人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义军各自为战，互无支持和配合，终为官军各个击破。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导致了后来的群雄割据。至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人京师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秦汉时期，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至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汉献帝即位的412年间，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20余次。这时期的战争，包括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国内民族战争。秦王朝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国防体系：在北部边境，依险据扼，修建了由亭、障、塞、城组成，并由长城联结起来的国防工事。秦都成阳至四方有驰道可通，主要防御方向上有直道通往边防；长城沿线及各主要道路，设置烽燧、邮驿，发现敌情可通过烽燧传讯报警。秦还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军队区分为京师兵、边防兵、郡县兵三种。设太尉总管军事并统领全国军队。但太尉无人事、用兵权，出征的将军及高级武官，均由皇帝任免，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按战国传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虎符，使军队完全控制于皇帝手中。为充实兵源，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适龄男丁均有当兵义务的普遍郡县征兵制。军队由步兵（材官）、骑兵、车兵（骑、车兵统称骑士）和水军（楼船士）组成。作战时通常车、步、骑混合编组，协同作战。
西汉时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征兵制度和国防体系，基本上沿袭秦朝。军队结构，仍为骑、步、车、水四兵种。但武帝后期骑兵已上升为军中主兵，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时代已转变为骑兵决定胜负的骑战时代。骑兵主要装备弓弩、铁矛、铁戟、铁剑和铁环首刀等兵器。车兵渐被淘汰，战车逐渐成为运输工具及作为抗骑兵冲击的移动营垒。步兵则加强了弩兵的建设和使用。弩机有了机匣（郭），望山加高，命中率及侵彻力大为提高。水军战船的发展尤为迅速，不仅有了装防护板的战舰和可调节位置、角度的风帆，而且创造可连续产生推动力的橹，固定船位的锚和控制航向的舵，并创造了开孔舵和平衡舵；不仅较前航速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克服气象变化和风向不顺的障碍，使战船的续航性和战斗力大为提高。西汉的国防，采用积极防御和主动进攻战略，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两手并用。创造了大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及大纵深的进攻。以骑兵为主力兵团执行战略任务和双方均投入10万以上的骑兵进行对抗，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为保障大骑兵集团进行大纵深作战，还创造了以数十万步兵掩护辎重纵列在骑兵集团后逐次跟进的后勤供应方法，解决了作战补给，并使骑兵得到支持和在步兵掩护下进行休整，以恢复战斗力。与战略相适应，战术运用上强调发挥骑兵的快速性和冲击力，实施机动作战。迂回、包围、突破、奇袭、诱击、伏击等，均为常用战术。军用地图使用更为普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