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全面驳斥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揭露了其侵华本质和欺骗伎俩，向党、政、军要员表示了继续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他声明，汪精卫的出走与政治无关，纯属个人行动。
12月2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国内，认为自己的行动同原来蒋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属，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次日，汪精卫发出著名的《艳电》，建议在日本政府的“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进行谈判。两天后该电发表在香港的《南华日报》上，汪精卫终于与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决裂了。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委紧急会议，商讨对汪精卫的处置办法。决议认为汪精卫“隐匿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质就是通敌卖国，因此决定对汪“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严肃纲纪，以正视听”。
鉴于汪精卫尚在河内，为了不使他除了投敌别无出路，蒋介石没有立即公布对汪的通缉令。1939年2月中旬，他又秘密派遣了与汪精卫颇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专程去河内，给汪精卫等人带去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他们去欧洲。汪精卫却一心要继续他的和平运动，将谷正鼎大骂而归。见事态已不可逆转，为了减小对国民党的冲击，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军统的暗杀计划。3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数名杀手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的住所，不曾想到这个罪魁祸首命不该绝，让住在他房间的曾仲鸣夫妇做了替死鬼。已成惊弓之鸟的汪精卫急忙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在他们的保护下，秘密逃往上海。
汪精卫原来希望《艳电》的发表能够得到国内那些悲观人士，以及那些与蒋介石有嫌隙的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他寄予莫大希望的还是后者。没有想到，《艳电》一经发表便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蒋介石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没有实权的汪精卫在这一场风波中成为人们所诟骂的卖国贼，日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直到一年多以后，1940年3月30日，万般无奈的日本人才拉出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台。又过了整整8个月，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认。至此，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告一段落。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1．利用抗日的民族情绪
自武汉撤退之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落后的西部地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要完成立国西南进行持久抗战的既定战略，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妥善安排：使中央政权能在西部立定脚跟，组织好社会生活，安排好工业生产，调整好主要靠公路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系统，安置好内迁的高等学校与新设置的10余所大型全公费的国立中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与文化团体，整顿西部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安顿好由东部转移至西部的大量难民。
做好这一切工作，不但要充分调动全国的力量，而且要充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激起了各方面的热情。组织协调好这些力量，既在抵抗日寇侵略中发挥最大效用，又不至于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可能的话还要改造国民党的队伍，借抗日输入新鲜血液，注入生机，久经政治风波的蒋介石面临着比军事失败国土沦陷更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深知，政治上得势必定会推动军事的转机，而这些又将他成为重定乾坤举国拥护的领袖。在加紧同最具威胁性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开始从国民党组织的改革上下功夫，为将来作打算。
日本在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以前所承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1938年11月3日，发表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实际上是要推翻九国公约所确立的远东秩序，必然增加与英美等国的矛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东亚新秩序”的外交反击。美英为阻止国民政府崩溃投降和“东亚新秩序”的出现，12月15日，主动向中国提出贷款援助，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一千万英镑。
就在处境艰难的蒋介石认为终于有了转机的时候，在日本的威逼诱降下，国民党内对日妥协投降分子又活跃起来，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时局进一步严峻起来。党国副总裁叛逃降日，一时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国民党内开始笼罩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澄清因汪精卫集团投降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坚定民心稳定军心提高士气，蒋介石加紧了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步伐。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这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在摸索建立以蒋介石个人为中心的对党政军实行最高统治的最终形式。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