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1日，秘密关押5个多月、未经审判的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杀害；1月31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因为报道了芜湖汉奸张显如、田焰埔在街头行凶的消息而被害，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却不闻不问。这两条消息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见报后，社会舆论一片谴责。2月1日，民权保障同盟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此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把顾祝同调离现职。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把陈立夫、徐恩曾、戴笠三个特务头子找来，让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并告诫他们，对宋庆龄和蔡元培“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对其他人则不要顾虑了。三人心领神会，戴笠很快拿出了行动计划，计划定得很清楚，对宋庆龄、蔡元培只是进行恐吓，包括让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党部出面予以“提醒”，由特务寄恐吓信和子弹，这符合蒋介石的“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的标准。
对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人可以下手。向谁下手？戴笠盯着“杨杏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这段时间下面报上来的有关民权保障同盟的黑材料看，民权保障同盟的所有营救、集会、闹事活动几乎都有杨杏佛插手，他成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最合适。主意已定，戴笠流利地在计划上签上他的名字，并且在“杨杏佛”三个字上划了一个红勾，一桩震惊全国的谋杀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杨杏佛，江西临江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从比亚大学。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杨杏佛和孙中山关系较好，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不畏强暴，成为爱国民主的斗士。
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带上儿子登上一辆篷盖车，离开中央研究院，准备去大西路换乘马匹去郊游，经过亚尔培路口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赵理君、过得诚等特务冲上前去，向汽车连连射击。司机身中两枪后逃下车，杨杏佛听到枪声，本能地扑在儿子杨小佛的身上。杨杏佛身中3枪当场死亡，杨小佛右腿中弹，幸免于难。巡捕追捕闻声赶来，特务来不及接应，赵理君慌忙中将过得诚击伤后逃走，过在医院急救中被特务毒死。
杨杏佛被害，宋庆龄发表声明，表示她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使她更坚决地斗争下去。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入殓仪式，特务们宣称还要暗杀其他人。但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毅然前往，鲁迅前往万国殡仪馆时，干脆没有带钥匙，表明赴死之心。
杨杏佛被杀害引起了全国震惊，但国民党特务并未就此收手，他们一个目标是史量才。
史量才，江苏南京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报人。在上海接办美国人办的《申报》，并创办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鲁迅、矛盾、巴金等人作品，同时发表《剿匪时评》等抨蒋文章，史遂成为蒋的眼中钉。在蒋看来如果没有新闻界的配合，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因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因为新闻记者和报刊造成的。因此，把枪口对准了史量才。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和妻子、儿子等到杭州西湖游玩，为戴笠侦知，戴立即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等6人和地方警察人员等，赴杭州进行暗杀准备。11月14日，正当史氏一家人乘车自杭州回上海时，特务们于沪杭公路上将史刺死。
史量才被杀，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捉拿凶手，杭州当局也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一番侦查，最后不了了之。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镇压恶化了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他们走第三条道路和与蒋政权的决裂。
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1．“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就是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为了彻底剿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先后五次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前四次以蒋介石的军事失败而告终，在这四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陆续提出了一些“围剿”的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32年6月15日蒋介石在湘鄂赣豫皖五省剿共会议上提出：就军队而言，我们只要用三分的力量来作战，但是要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进剿匪区域，特别是新收复区的政治工作。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凡经济、政治与整个社会，或者说是全体民众，都能够用军事部队（军事化）来协助剿匪，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这一方针和作战原则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得到了广泛实施。在“七分政治”方面，主要内容有：整饬政府纪纲，严惩苛捐杂税；推行二五减租；实施以工代赈，办理免息贷款；严肃驻军军纪，推行爱民运动；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等。
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接连三次大规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