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其他的与会者亦纷纷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共产党之所为，诬蔑上述地区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皆有不利于国民党，受外人指使之事实，会议最后决议：“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还提议，将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审查，审查标准是：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态度可疑之分子，共产党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只将提案文咨送“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的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提案发出的时间，吴稚晖提议：待决裂后发出。假“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决议“清党”，使蒋介石集团为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了一袭“合法”外衣。
4月9日，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该通电攻击武汉联席会议以来的种种措施，尤其对于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力量案》准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大肆攻击。这项通电，无疑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宣言，为即将发生的政变披上“护党救国”的外衣，为蒋介石制造了又一个合法根据。
汪精卫于1926年11月20日从法国启程、中经苏联，于4月1日抵达上海。蒋介石多次与他进行“亲密”晤谈。关于蒋、汪上海会谈的内幕，蒋、汪在日后均有叙述。蒋介石在奠都南京后，曾公布了其与汪精卫会谈的要点：蒋告诉汪，必须立即反共“清党”；蒋劝汪舍武汉而去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汪精卫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他赞成“暂时应急之法”三条：由蒋、汪共同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武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妨碍党国前途的命令可以不受；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
另一方面，汪精卫仍然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未同意蒋介石等人立即反共“清党”的主张。汪提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后，汪秘密登船，离沪返至武汉。
汪精卫不远万里自海外归国，在上海不同意立即反共“清党”，舍上海而赴武汉，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均基于试图恢复从前的权力和地位的考虑，蒋、汪上海会谈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企图暂时联汪立即反共，然后再排汪独掌大权，而汪则想暂时联共抗蒋，然后再分共独掌大权。
导致蒋、汪上海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的直接因素是4月5日报刊上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首先强调国共团结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们得到了胜利，但我们的敌人仍然存在。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汪陈联合宣言》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称赞它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但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事实上，蒋是应该感谢这张宣言的。因为，《汪陈联合宣言》没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倾向，而且否认了蒋介石的“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事实，把一些历史事实当作“谣言”去辟，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使他们放松警惕。
但《宣言》的发表和汪精卫的离沪使蒋介石集团拉汪精卫结盟的计划成了泡影，蒋介石及其同伙决定立即单独行动起来。
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白氏的任务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三天之后，4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被解散（上海分部在前一天已被撤销），蒋介石在一份声明中指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瓦解国民革命军。
从4月8日至12日，白崇禧军队的政治部在上海报纸上发布口号：打倒在后方制造混乱的破坏分子！打倒反对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加强真正的国民党党权！打倒篡党篡权的阴谋分子！士兵在前线牺牲生命，正直的工人不要在后方制造骚乱，举行罢工！
很明显，这是蒋介石打算武力镇压的强烈暗号，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剿杀已经势在必发。
蒋介石预先布置下圈套，4月11日，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至法租界赴宴。当晚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总工会已得到右派要缴械的报告，另外一个负责人李泊之曾劝汪寿华不要去，但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去的好。随后汪与杜同去，但汪寿华却一去无回，在被诱捕后不久，即遭暗杀。
4月12日凌晨，在祁齐路上的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隐藏在租界内的青红帮打手，臂缠“工”字符号的袖章，打着工人的旗号，携带枪械，倾巢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中共工会的工人纠察队。
反动军队旋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械，2700名配有17。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员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队员们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