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招致了蒋介石等人的强烈不满。第二，放弃缓期北伐的主张。“会议认为，无论时问早晚，北伐总不可避免。”第三，限制苏联顾问的权力。布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错误引起的。
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一种愚蠢的权术。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间、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们感到，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月3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3．蒋介石一箭三雕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玩了个“帽子戏法”。既打击了共产党，抑制了苏联顾问，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令人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得手之后，却偃旗息鼓，究其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广州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斗争。事件发生后，3月20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说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
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面对着蒋介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这些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使蒋不得不掂量下一次的冒险举动。
三是蒋介石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且惧于各军的不满。当时就广东、广西整个局面而言，蒋的兵力居劣势，在国民革命的6个军中，他只掌握第一军，第一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这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四是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财力和物力的帮助。这种“利用”心理，也使他不愿马上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矛盾激化，从而在事变后不久就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了。
同时，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施展两面派手腕，掩盖事实真相，洗清自身罪名。
其一，自请处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不仅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的强烈愤慨，也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普遍不满。为寻找退路，3月23日，蒋介石上书国民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