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
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
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
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
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
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
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
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
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
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
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