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
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
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
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
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
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
“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
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
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
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
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
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之外更惬意的事吗？
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
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