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这边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现在人手已经差不多了,再多对于实质上的工程进度也没有太大影响了。
就像之前网上有一个小明滚出去的段子一样,不是人越多越好的。
具体的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
课堂上,老师为了说明“人多力量大”举一个例子,一个工程,100人干,30天能干完,200人干呢?15天就能干完。
这时候小明站起来说道:
“老师,照这么说的话,400个人的话7天半就能干完,1000人的话3天就能干完,3000人的话一天就能干完,人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干完,人一分钟就能干完,人一秒钟就能干完。”
老师:“赶出去!”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是对于轧钢厂建筑队这个不算十分正规的建筑队来说,目前的人手,已经到了管理上限了,再多的话,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反而得不偿失。
毕竟,轧钢厂建筑队,是一个半吊子,就跟当时刚成立的文工队一样。
……
就这样,晃晃悠悠的,又过了一年。
这天,孟凡下班回到院子,被门口的三大爷拦下了。
“孟凡啊,晚上吃饭完,听招呼,要开全员大会,传达街道办的通知。”
三大爷闫埠贵对孟凡说道。
“好的,三大爷,对了,传达什么消息知道吗?”
孟凡问道。
“听说是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政策要传达,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待会儿街道办的人过来宣布。”
三大爷之前倒是听一大爷念叨一句,不过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好的,我知道了。”
孟凡心想,关于上山下乡的,还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准是关于强制上山下乡的事情了。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外加课本上讲述的不具体,导致大部分人都以为上山下乡是刮风时期兴起的,实际则不然。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团中央书记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种花家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这群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这群人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但是,当时只是号召而已,并不是强制的。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刮风时期。
李先生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李先生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风暴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上山下乡的兴起最为关键的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不是从后来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上山下乡并非始自风暴时期,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风暴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除了缓解就业压力外,也算得上是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当时所有适龄没有工作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当然了,从狭义上讲,上山下乡从68年开始也不算错,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强制下乡了。
从1968年开始,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从1970年到1973年,由于经济发展,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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