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红军主力对宜章的进攻场面颇为“独特”，因为众多百姓纷纷涌来观看，甚至有人直接加入战斗，伸出援手。
当红军士兵向城墙发起猛烈冲锋时，城门竟被城内的百姓从内部打开，而湘军的那个营早已闻风丧胆，逃离了现场。
宜章的轻松攻克，给红军战士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同时也让红军的高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就在此时，有人提出了“不宜继续向西”的建议，但红军高层并未给予回应，也未采纳这一意见。
他们所坚持的这条路线，其实是一个多月前由红六军团“探索”出来的。红六军团也曾一路向西，最终成功与红二军团会师。
然而，红六军团的规模远小于现在的长征队伍，他们的目标较小，行动迅速，但在这条路线上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为何红军高层还如此坚持呢？只能说，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并在根据地建立落脚点，这个“诱惑”对于红军高层来说实在太大了。
他们无法想象，一支没有稳固后方的部队，还能在战场上有什么作为，为了坚持这条行军路线，红军必须面对第四道封锁线：湘江，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要跨越宽阔的湘江，首先得穿越蜿蜒的潇水，而战略的关键则在于紧邻西岸的道县。
正是这里，红二师红四团英勇突击，以雷霆万钧之势，再次展现了红军的顽强战斗力。
经过一昼夜连续行军百公里，红军于11月21日顺利占领了道县，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欢呼与拥护。
红三军团进城时，战士们的防空射击竟意外击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这一壮举似乎预示着红军的辉煌胜利。
在军委纵队抵达道县之际，又有人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认为道县应该成为西进的终点，尽管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但它无疑在红军高层中引起了深思。
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红军高层在道县组织了一个特殊的“湘南营”，这个营的连排干部都是湘南籍的。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北上进入湘南，以牵制敌人，但其中也透露出红军的一种策略性准备，以防万一西进受阻。
这一事件表明，一些建议已经开始在红军决策层中产生影响，随着红军在道县的集结完毕，他们开始了抢渡湘江的壮举。
第四道封锁线被布设在桂北全州与兴安之间的湘江防线，集结了四十万大军。桂军两个军正面堵截，粤军两个军则在侧后防止红军回头。
湘军四个师在湘江正面布防围堵，中央军八个师则分布在两侧，防止红军北进并压迫其西进，其主要策略是迫使红军与正面的湘军和桂军交战。
中央军要求湘桂两军协同布防，但湘军不愿出省作战，以防红军进入湖南腹地，防线偏向北方，真正需要正面迎敌的是在全、灌、兴布防的桂军。
桂军深知中央军的策略，通过空中侦察，他们得知中央军九个师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的距离，行动并不紧迫。
桂军明白中央军的目的在于将红军逼入两广地区，同时，桂军还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王建平的电报，揭示中央军有一石三鸟之计，意图同时消除红军、桂军和粤军。
桂军决定改变策略，不再正面拦截红军，而是选择占领两侧，让红军早日离开广西。
他们明白，关闭湘江的大门，也就为中央军敞开了广西的大门。反之，要关闭广西的大门，就必须为红军敞开湘江的大门。
这些军阀们虽然有自己的私心，但他们也知道行动需要谨慎，不能给人留下话柄。
因此，桂军向湘军发电，声称由于红军攻击贺县、富川，全洲、兴安间的主力将南移至恭城，留下的防务需要湘军接管。
然而，当湘军刚刚部署完毕，桂军却突然撤离了200里的湘江防线，这让湘军陷入了困境。
桂军向腹地收缩，要求湘军补填防线，但湘军也面临着湘境出现漏洞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湘军决定梯次前移，向桂境延伸70里，但不再向兴安前进，以填补桂军留下的空隙。
他们决定在23日下令移防，但实际上在26日才开始行动，并向中央军声称红军正在攻击黄沙河。
桂军欺骗中央军，湘军也欺骗中央军，当然，中央军也在欺骗他们。
这就是军阀混战给红色政权和红军发展留下的空隙。他们并非有意逗留，而是各自心怀鬼胎，各自盘算，最终却为红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于是，在湘江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中央军并不愚蠢，他们立刻向桂军发出警告：
“你们擅自开放通往黔川的要道，无异于放虎归山，谁会相信你们与匪军没有勾结？”话已至此，双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桂军随即对红军发起了攻击。
故此，1934年11月从23日算起，红军有五天时间可以通过这一缺口。
从道县出发，红军分为四路并进，而军委纵队则在11月25日离开了这片充满战略意义的土地。
这一行动不仅展示了红军的英勇与智慧，也预示着他们即将迎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