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牌商贾世家当代当家主母，薛姨妈知道关系到银子的行当有多难以改革。
朝野内外都说什么“漕运事关国运”，王公大臣满嘴都是“十万漕丁衣食所系”，可实际上漕户一年到头才吃多少银子。
大不了百万两银子撑死。
但吃漕运这条县的中枢及地方官府要吃多少？
不说从民间搜刮的好处，那是真超过漕运纸面上所产价值三五倍的空间。
就光每年朝廷拨发护漕银，那就足够让好几个四大家族吃的肠满脑满。
远的不说，王家那一千万两银子，难道只是吃海洋贸易和进贡得来的？
荣宁二公也曾使宗族在江南制造船只，运河线上两府就没吃好处？
更不要说内阁靠漕运与皇权抗衡，户部从每三到六年给漕运拨款的那笔钱有多少回扣。
就薛姨妈所知道的，还有一个漕运船只养护那就是一笔每年三十多万两银子、几乎三十万石粮食的好处。
这些好处若一时剥夺了，各路达官贵人岂能与皇帝善罢甘休。
于是薛姨妈话里有话说：“你们小小孩子家知道的才有多少？运河船帮平时拉不出几个万人队，到了讨护漕银的时候，那是上百个队伍他们都拉得出来，不养着这些人，那可比流民凶狠霸道。”
黛玉要说，宝钗目视她摇摇头。
遂道：“我也只是书本上看的。”
说了片刻，宝钗要去黛玉房间，两人携手便去了楼上。
这时薛姨妈才说：“听她们小孩子家家说这些，我只觉着害怕得很。”
贾敏便明白薛姨妈意思，宝钗说的，和黛玉从书上看来的，那都是真的，是薛家知道的。
“很严重吗？”贾敏问。
薛姨妈叹息道：“岂能不严重。就我所知，江南段运河光漕户就有七万户，槽丁时多时少，多的时候据说数十万，少的时候也能拉出十余万。”
想想又说道：“还有那些在船上讨生活，俨然成了气候的船帮人家。”
漕户和船帮可不是一码事儿。
漕户本质上还是农民，家里是有地的，这和前朝不一样。
这些在运河上护漕、拉纤，甚至疏通运河的漕户属于半工半农性质的人口，在漕运沿途各省划定的范围内，这些漕户只是懂得干活才被称之为漕户。
船帮可不一样。
按照国朝规制，漕运船只共有一万四千艘官船，商船不算在其中。
这一万四千艘官船每十艘船为一帮，原本这些船由漕运衙门管，所属权与使用权都在漕运衙门。
后来太宗皇帝为了避免漕运衙门一家独大，便诏令一部分船以租赁的方式承包给民间商户，这些船的建造维护都在漕运衙门，但运营归商人。
拿到这些官船的商人可以在完成每年漕运转运之后，再用这些船去运送货物，所得利润除赋税之外，其它的全归商人。
这就造成了这些获得具有特殊身份的船只为了往来方便，而自发形成了具有社会性质的帮派。
于是两种船帮诞生了，一种是朝廷明确以十艘船为一帮的统计单位，另一种则是具有社会性质的江湖团体。
如此一来若是要改革漕运，这两种船帮可就都坐不住了，他们会利用和漕户关系密切，与朝廷大员有共同利益的优势，上下其手搞破坏，使得漕运改革有始无终。
贾敏对此一无所知，她这个世家大小姐哪里知道这些东西。
便是林如海这个在扬州监督盐政的御史只怕也是不知道的，至少是不太清楚的。
贾敏于是请教薛姨妈，若是要顺利改革该怎么办。
“也不难，叫漕户吃饱，叫那些船帮自谋生路即可。何况，海运岂能不要人手，”薛姨妈透露道，“真要算起来，海运反而能减轻民间所出。如一石粮食要走海运，便不必经过沿途各省，必定节省太多吃拿卡要。若要算起来，这石粮食从杭州运到北都，价格自然是不会变的，可朝廷能少拿出至少两成的银子来补贴漕运。”
贾敏习惯性地道：“只怕若如此，沿途所经过城市难以繁荣。”
“怎么可能，商船往来才是大头儿。”薛姨妈惋惜地道，“可惜如今不同以往了，若果真要推行漕运改革，家里有点钱，买下那些上好的漕船，一年下来便能将本钱赚的差不多了。”
贾敏暗暗吃惊，难怪历朝历代对商人限制那么大，要照这么算，运河商业前景那可太广泛了就。
“不过若是走海运，恐怕风险也太大了，海上可不比运河。”贾敏揣测。
薛姨妈一笑，这件事她可就不敢多说了。
海运风险固然也很大，可皇朝已经有相当完善的近海气候经验与海运线路图。
自然灾害能带给海运的风险实际上很小，也是可控的。
可漕运的风险，那人为干涉的因素可就实在太多了。
就贾家那个在徐州当千户的亲家，他们难道一点也不知道漕运过程中每年发生多少“不可预测”的风险、不知道这些所谓风险有多少是人为造成的？
风浪越大鱼越贵，这道理打鱼的人知道，吃黑心钱的人更知道。
比起这些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