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做出来的那猪蹄儿特招人喜欢爱吃，当年北大有一位教授，在中关村那儿住，经常是打车跑我那儿去买，但因为那时候做的少，所以总是供不应求。那教授还曾经给了我一张名片，跟我说让我肉一出锅就给他打个电话，他立马就过来，要不给我交一点定金也行，让我给他留着，我总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也没有电话，所以从没给他打过，后来好几次他来了都没有买到货，便跟我说，小伙子，我们家楼下有三家卖你这种酱肉的，但是吃着怎么觉得也没你做的肉好吃，所以我花十块钱打车上你这儿来，结果呢到这你又卖完了，还没买着，我又要花十块钱打车回去，来回打车都花二十块钱，也没买着肉多不值得。
因为我们做的货总是供不应求，经常是下午刚四五点钟一大盆肉就卖完了，人家六点下班再来买肉就见不着我的摊子了，好多时候我第二天上午刚到那儿，总有一些人过来问我说，小伙子，你昨天怎么没出来卖肉呢？想吃你做的肉了。我便跟他解释说，我每天都出来了，只是四五点钟就卖完了，所以回去的早了些。于是好多人都感叹着说，哎呀你怎么能收那么早呢，我说上午还看见你在这儿呢，等下午下了班再上这里来买肉，就看不见你了，原来那一大盆子肉都卖完了呀，你怎么不多做点啊，明天一定要多做些哈。还有些人担心下午再来就买不着了，便在早晨买完菜后，专程过来买一些放到冰箱里，好下午吃。因此我便一再要求二姐夫，每天多进一些货，再多煮一些出来，但二姐夫说，那毛茸茸的猪腿猪头太难收拾了，如果再弄多了，他就忙不过来了，根本也做不出来，因为那锅都快满了，要想多煮些的话，就必须再加层。二姐便提议，要不再请两个人来帮忙，到时候还可以再找个地方卖，她也可以出一个摊。
于是二姐夫便跑去劳务市场，以月薪一百二十元，找了两个信阳的女老乡过来帮忙，下午又抽空将那口大锅上面用砖和水泥加了几层，又和二姐一起，在附近某小区门口找了个摊位。
从此每天早晨，二姐夫骑个大平板三轮车，带着一位帮忙的老乡，上早市拉回来一大车猪腿猪头，他们几个抓紧收拾出来，再煮上满满的一大锅，我也将盛肉的大盆换了一只更大些的，待我拉走满满一大盆子之后，下午二姐再弄个小三轮，拉上一小盆，到附近那个小区门口卖上一阵子。
农忙过后的三姐，在家没有事儿干，也到北京来打工，后来便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从此我们这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小团队，每日都兢兢业业，努力的奋斗着。
可没过多长时间，寒冷的冬天便来临了，我每日顶着呼啸的小北风，一直坚持着没有松懈，但二姐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虽然她卖肉的地方，离咱们的根据地不是很远，但是天一冷厚衣服穿的多了，身体就显得笨拙了，那小三轮车她蹬起来十分吃力，只好由二姐夫每天将她送去卖肉的地方，肉卖完时再将她接回来，但是没坚持几天，二姐夫又感觉吃不消了，二姐便跟二姐夫说，还是我自己慢慢来吧。
可是在那次雪后没过几天，冰冻光滑的路面，使二姐摔了个大跟斗，三轮车也遭受了重创，那小盆肉和称都弄得七零八落的，还把二姐的脸摔肿了，腿也摔的一瘸一拐的，从那以后，二姐夫便不再让二姐出摊儿了，从此，就是我一个摊儿，支撑着我们有些庞大的一只队伍，直至春节放假回家。
由于前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所以确实我也很想念父母双亲，乃至家乡的一草一木，加之应父母的强烈要求，九三年年底临近春节，我又回到阔别近两年的家。
过完春节，当我再次准备上北京的时候，父母亲坚定的说，出去也可以，但必须把婚事办了，否则坚决不同意我再出去。可在我的规划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一项，所以我不想同意，但父亲严肃的说，你哥二十三岁就结婚了，今年你都二十四岁了，再不结婚实在不像话，你看我们这方圆数里，哪个庄子里，还有像你这个年龄的人还有没结婚的，甭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找一找看一看，如果能找到一个我都不逼你。母亲也接着话茬说，本庄的谁跟你一般大，人家都有孩子了，那东庄的谁谁，跟你年龄也差不多，人家孩子都好几岁了。
见我无动于衷，父亲又担心的说，这几年计划生育特别严，趁现在这村书记我还够得上说话，你赶紧把婚结了，你们俩一块儿出去打工也好，到时候在外边要够了小孩，我们也不张扬，老家的人也不知道，谁也管不着，再回家把户口一上，大不了我给村书记再送点礼，也省得为计划生育担惊受怕。母亲接着说，是啊，都不知道我们天天为你这事多操心，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人一来，就上我们家查一遍，就上一次，若不是村里有人帮我们家说话，正赶上张县长在我们村里视察，你爸在那儿做菜，还和他一起喝酒，那张县长也替我们家打圆场，那可能就要挨罚了。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诧异的问，为什么呀？只听父亲自豪的说，是啊，那一天县委的张副县长，上我们村里检查水利工作，村书记叫我去做菜，中午吃饭时那张副县长问，今天你们请的是哪里的厨师，这菜做的还真不错，于是村书记便趁机在张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