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忠兵盯着杨宜祖冷笑道：“汝的好意吾心领了，来人，给我将城门洞里的黎兵首级都割下来，之后装进麻袋好好保存，
待此岛上的全部战事结束之后，将其运回建业，等轮到我部论功行赏之时再拿出来用，切记要好生保管，万不可让别部将其偷了去，窃取了我等的功劳。”
为了方便战后验证首级论功行赏，一般都会有专人将首级收集，然后放干血，再用石灰和盐或酒精腌制，战场上一般是视具体条件而定，完成这些步骤后，进行风干，然后后插在木杆上或者串在麻绳上，或是装在比较透气的麻袋里来运输。
蒙忠兵吩咐完后方便立刻有人出列执军礼道：“诺，仆等这去将这些首级收起来。”
蒙忠兵的部下中迅速的出来十余人，开始如切菜般的砍下头颅，很是干净利落，城门口虽然只有约七八十具黎兵的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但也够这十余名吴兵一阵忙活儿的了，
刚刚几个的头颅倒是很是容易的便砍了下来，到了后面几个那些吴兵的手臂已是有些发酸，手心和额头上都已有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歇一歇的意思，还在继续双手持刀“咔咔咔”砍着，
这些刀手后面还跟着十余人，每个人手中皆是拿着一个透气的麻袋，另外一只手上也没闲着，都提着一些石灰和粗盐的混合物，只待那头颅脖颈的切口处血流干净了，
便迅速上前去将那些头颅抹上石灰和盐，仔细的腌制好，以防止头颅迅速腐烂，整个流程很是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生疏感，
显然这些动作他们已重复过好多遍了，而那些刀手则是累并兴奋着，这些都是他们部的军功啊，如何不让他们兴奋，
若是在军中连这些打扫战场、收集军功都不会，那岂不是要被同袍们给笑死，还不如早早的回江东家中去耕田种稻养蚕，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算了，
杨宜祖用布满老茧、粗糙有力的大手随意抹了抹脸上那究竟是血水还是汗水，亦或是血汗混合物干笑着道：“咳，我怎么会觊觎忠兵兄弟手中的这些首级呢，
只是想与忠兵兄弟说说其他获得军功的方法而已，想在军中越混越好可是不能只靠着这些“首级”啊，还要再多几个路子才是，不能将自己只局限在一条路上。”
蒙忠兵抱拳道：“多谢宜祖兄提醒，不过吾就喜欢这在战场上用刀砍出来的扎扎实实的军功，不喜取巧，便不劳烦宜祖兄费心了！”
杨宜祖在刚才便吩咐手下将城墙上所部用命挣出来的军功也一一收了起来，毕竟虽不可杀俘、杀良冒功，丧尽天良，但来路很正的军功也要光明正大的收下才是，
这时一名杨宜祖手下的一名队率下城禀报道：“都尉，咱们的首级已经清点装袋完毕，共计五十余个，其余的黎军伤兵降卒共计五百余人，城墙上的黎兵已全部肃清。”
杨宜祖点头道：“战果不错，派些人看住这些黎兵，受伤的弟兄也要请随军的医官去帮他们瞧瞧，
对了，不能让那黎兵中伤势严重的死了，这些黎族青壮对于大将军和陛下来说都是很宝贵的财富啊！”
那名队率又道：“都尉请放心，仆已让人去请了随军的金疮医、折伤医给弟兄们和那些受伤的黎兵治伤了。”
在中国，“军医”这个名词，历史上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但军医这一角色，自古就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队人数大增，战争方式由之前的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这种作战方式使伤亡与疾病人数增多，在那时，由巫师与方士充当军医。
提及先秦时代的军医，其本质则是巫师、方士兼任。“巫师”在古代其实是一种职业的代名词，分为巫师、巫乐和巫医等三种类别。
《墨子·迎敌桐》中也曾记载“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意在证明当时军中已存在巫医和方技。不过那时的巫医都是“临时客串”，有战事就是军医，没战事就是民医。
到了战国末期，随着战事频繁，“巫”和“医”逐渐分开、军医的配备及管理制度也有了初步的设定。
据《六韬》记载，“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这里的方士便是主持军中医药的人员，而后也逐步出现“庵庐”等机构作为临时的“伤病医院”。
从巫医配备、设立方士到征用房屋，种种措施，不难看出，当时上至诸侯下至将领对军事医疗的逐步重视。
由于战争频繁，伤兵不少，为了督促军医的医疗进度，诸将会每三日巡视伤员一次，并制定了对渎职医护人员处罚的相关军令：医治不及时，即罚鞭刑。
随着战事的升级，军医也由原先的“兼职”转而为“专职”，数量也逐步增加；军医制度也在君王及将领们的重视之下逐步形成。
到了秦、汉、三国时期，军医已在军中非常常见了。
《汉书》中曾记载在灌夫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由此可见当时军医对伤员病情的可控状态，已具备了一定的医疗规模。
秦汉三国时期，军医逐步从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