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婉晴的印象中，选择了移民的人们，他们最后都留在了当地。之前，她从未听说过移民后还有放弃身份又归国的。
Linda回国的这件事情，使她对移民这件事有了新的认知。
移民，尤其是那些投资移民，选择回国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决策。婉晴认为，决策的背后有包括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社会和情感等多种因素。
当初，每个移民家庭做出了这个决定，选择去哪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理由，也有认知方面的差异。现在没有必要去探索这些“初心”的究竟，因为选择的开始也许已经注定了他们今后极有可能回国。
对于那些移民又回国的人来说，回国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新的开始，当然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事业的期望和规划。
其他国家的投资移民是否有放弃身份回国的案例，婉晴不得而知，她只能通过加拿大的一些案例去探索其中的端倪。
有些投资移民其动机就是投资获益，他们可能在加拿大没有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或者发现加拿大的商业环境与他们的投资策略不符，从而选择回国寻找更合适的投资机会。
还有一部分移民存在文化适应的问题，比如Linda。
之前，她一家人生活在上海，工作状态非常好，养尊处优、衣食无愁。她作为主申请投资移民后，是她陪伴着女儿一直到孩子大学毕业，孩子也找了工作。Linda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面对两种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她难以适应，尤其是她与家庭和朋友的距离感，她无法忍受。
家庭，也是Linda最终选择回国的因素之一。
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移民选择回国是为了与家庭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或孩子仍在中国，或者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这种牵挂是难以割舍的，因此，回国也成为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调整也可能会影响某些移民的长期居留计划。
这些政策当然早已存在，但是，国内一些移民中介机构为了挣钱，就刻意隐瞒或者故意忽略这些政策，特别是要求移民居留在移民国的政策，导致一些办理了移民的国人会误以为：只要拿到了永居卡（或者“绿卡”）就一劳永逸，可以毫无顾忌地生活在中国，而不用顾及移民国法律、政策的硬性规定。
比如，加拿大对永久居民身份就有一定的居住要求，就是通说的“移民监”。不满足要求的移民可能会失去身份，这些中国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满足加拿大的这一硬性要求，最后不得已只能选择回国。
一些来加拿大移民的国人总是诟病加拿大的高生活成本，他们也会对加拿大的税收政策不满，这些不满和诟病也可能成为他们选择回国的因素之一。
加拿大的税收是完全透明和公开的，这与国内税收方面讳莫如深，税与费的混杂而不透明有所不同。
不过，这些年加拿大政府开支过大，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各种税负连年增加，尤其是地税，让甚至大多数的当地居民也感到苦不堪言。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以外，没有可以肯定的事情。也就是说，无论你生活在哪里，只要是国家存在，驻在国的国民或者公民就无法避免纳税的义务，即使回国也同样无法避免合法纳税。
很多华人尽管在海外生活多年，他们对中国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放弃移民身份、回国生活，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婉晴觉得，这些华人的归属感来源于其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和社会认可，这比他们在加拿大更强烈。尤其是那些在国内曾经有过一定社会地位和人脉的移民，他们在加拿大这种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下，内心的落差之大，带来的失落感之强，是无法用语言详细描述清楚的。
不过，移民回国毕竟是少数群体、少数人所为。
Linda一走数月，Sophia老师经常问婉晴：Linda什么时候回来继续上课？
婉晴只是打哈哈，并没有告诉老师，其实Linda不可能再回到这间教室上课了。
婉晴已经定好了回程票，走之前她告诉老师自己的行程，以及回来的时间，她担心自己回去这段时间没有学习，英语水平落后了，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会被调整到其他级别的班级，那就不再由Sophia老师授课了，这是她很不愿意的。
Sophia老师安慰她说，只要在三个月内回来，婉晴依然可以在她的班级继续“混”下去，但如果时间过长，就需要给NCP学校请假了，到时候学校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她在当前的班级上课。
走之前，婉晴约Reina到家里小聚，说两个孩子学习紧张，他们在downtown住，不经常过来，希望Reina常过来帮忙看看自己信箱里的信件，如果看见有什么特殊的信件、需要支付费用的信件，Reina及时拍照给她发过去，以免耽误事情。
所有这些事情交待完，婉晴想：是不是应该给老赵、老闫他们打个招呼？顺便客气一下，问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忙捎带什么东西回国。
老赵在电话里说：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