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癞子敲开博陵县寺的大门时，县令胡溥就在县署内看着政事堂总结的《各县分田若干问题》的邸报。
泰山军的造纸技术非常发达，除了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它对行政公务的表达和效率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纸张在代替竹简后，文字的表达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很自然，为了将政事堂的政务充分向下面各郡县表达清楚，一种新的公文写作风格开始出现。
这种风格也常称为“政文”。
而现在胡溥手上拿的就是一份这样的政文，字数多达五万多字。在过去这字数都是一本书了，而现在却只是用来总结分田事物的一些经验。
以上的变化只是如今河北的一个小缩影，随着泰山军大力发展生产力，河北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但也会越来越生机勃勃。
胡溥现在就在用心学习这份邸报，因为这代表着政事堂对分田的最新态度和精神。
别看胡溥才十八，但已经是个老吏了，他知道事情办成是一回事，办得上面满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胡溥在收到这份邸报后，就推掉了今天的公务，专门用来闭门学习。
而这邸报一看，胡溥果然收获良多，也明白了这次分田中其他地区的教训。
首先政事堂直接批评了常山国石邑的县令，训斥其对分田政策的执行一拖再拖。
这件事胡溥也有了解。
这位石邑令是一位降吏，之前是在河内一带做吏。在奉命押解军粮给前线的汉军时，被泰山军给俘获的。
其人，后来为政表现好，就外放到了新定区的石邑做主官。
这名石邑令在了解了石邑当地的情况，就回书给常山国相张南，就表达一个意思：
“我石邑的情况比较特殊，县内并无豪强，所以无田可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石邑大部分县域处在太行山之内，好年景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山民出来卖些山货，但随着天下大乱，整个太行山都成了盗贼和流民的乐土。
在这种混乱和衰败的背景下，石邑大部分的土豪都活不下去。不是自己被劫掠了成了赤贫，就是带着宗族迁移别处。
再之后，黄巾起义，为了供应朝庭的北部大军，常山国又加重了税赋和劳役。这种情况下，那些山外的小民也开始入不敷出，结队逃往山内。
那名石邑令的报告是：
“石邑之难，非在土豪，而在安民。民不安，纵然有土又能如何？”
其实石邑的情况并不是孤例，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河北地区的普遍状况。
幽冀诸县本就常年受胡人袭扰，又需要负担北疆边防的称重税赋，生活普遍就艰辛。
之后又爆发了近三年的河北黄巾大乱，地方各郡守的压榨就更加凶猛。
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如博陵崔氏、诸刘姓王，以及其他做到两千石以上的右族才能置身事外，甚至还在战乱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那些破产的土豪、地头的田土、人口、坞壁都是被这些豪族给接收了的。
所以现在石邑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上面要分豪强田，但举目一看，别说豪强了，就是人都见不了多少，都跑进山了。
而剩下的那些还留在山外种地的，说白了人家还是支持你泰山军、相信你泰山军能恢复生产的。
你这个时候再去分人家的田，这些人也要跑光。
所以，这名石邑令才会给时任常山相的张南上文，讲了石邑的“贫者固贫，富者不富”的特殊情况。
最后，他还希望张南改变分田这项政策，而将主要精力用在动员山民下山上。
毫无疑问，同样作为地方吏长的胡溥认为石邑令的判断是更加符合现在情况的。但是胡溥更加明白的是，分田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事情，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果然，这名石邑令在上文给常山国相张南后，就遭到了张南的训斥，其措辞也非常严厉。
张南是老泰山军出身，从苦里来，又随张冲马上征战数年。再加上他又是军队出来暂时做地方主官，所以在看到石邑令的上书后，反应非常大。
在他看来，石邑令就是故意阻挠分田政策。他张南要的是令行禁止，而不是来跟他讲什么特殊。
如果你特殊，那其他县也讲特殊，那这个分田还能不能分下去了？
张南可忘不了，当年河济根据地的董访就因为在这一块上讲了慈，才有了后面的河济暴乱。
要不然，他董访现在排位还会低在于禁下面？
所以不管从内心情况还是自己前途，张南都对石邑令的行为不能容忍。
于是他将自己的建议和这名石邑令的文书一起上交到了邺城，交于政事堂合议。
当时处理政事的度满在接受了这份上表后，做了这样的批复：
“石邑令的上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应了真实情况的。但这种情况下田土就要不分吗？从现在看，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之后，度满参考张冲历次对分田的目的阐述，再结合自己对这个阐述的理解，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