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平挨打，比上次严重多了，他几乎不能动，父亲和二青把大平放了下来，不敢铺褥子，只能趴在炕板上，前胸的伤稍微轻一点，其他地方都很重。
父亲想去找我母亲的那个亲戚的赤脚医生，二叔不让，说没钱，如果命大，就活着；如果该死，就死了，需要偿命，他自己一个人担着。
二婶婶也不敢说什么，只会在一旁哭。
后来母亲跟过来看一眼，气的没办法，各个都该打，包括我二叔。
母亲自己出去了，没带我和姐姐，晚点她又回来了，手里拿个瓶子，去了东屋，递给我二婶婶，让她帮忙上药，就是我头磕破了上的那种白药粉（消炎粉），她自己去赤脚医生家买的，说是我把手割破了。
二婶婶给大平上药，一边哭，一边上，眼泪滴在伤口上，看到大平激灵激灵的，可是那家伙居然不哭，就咬牙扛着。
父亲知道，大平如果改好了，就一定没问题了；如果改不了，估计是个大盗，才十岁的孩子，一声都不哭，其实不太正常的。
晚上，二婶婶没心思做饭，就只会对着大平哭；母亲熬了玉米糊糊，叫上所有的人都去西屋吃，给二婶婶和大平端了两碗过去。
二叔生气，呼呼的，但是没影响他喝粥；而父亲，只喝了半碗；二青也只喝半碗，三星喝了一小碗，不过不哭了。
二婶婶开始没喝粥，母亲劝她要喝了，晚上她得看着大平，不要发烧了，大平把粥喝干净了，问他还喝不喝，摇头没要。
晚上大平发了烧，从我母亲那里找了两片安乃近，吃完了就又睡了，初三就不烧了，伤口也没发炎，只是身上一条条白色的。
二青不出去了，就在炕上陪着大平，三星在炕头，俩个大的在炕尾。
初三下午，三个少爷的奶奶和叔叔来了，一看大平受伤了，哭天喊地的，非要跟我二叔打一架，二叔没理他们。
但是架不住越闹越厉害，招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才知道我二叔把大平打到躺倒了，人家娘俩非要把三个孩子带回去。
二叔老神在在，“可以啊，只要他们的妈同意，你们就可以带走。”
“不，绝对不！你们走！滚出去。”二婶婶一看满院子的人，过道屋也站了不少，屋子里是近处的邻居，终于爆发了。
后来娘俩一看形势不对，就准备大闹特闹，他们怕过谁？他们是革命烈士的家属，（二婶婶的丈夫是这次革命中丢了性命的，不过不是烈士）二青趴到他叔叔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叔叔掏出五块钱，给了二青，然后拉着他家老太太走了。
二婶婶本来不想让二青拿着钱的，二叔说“你不让他接着，怎么还大哥他们？”二婶婶就放了手。
大平慢慢的养好了伤，开学后就乖乖的去上学了，依然是偶尔带着二青逃学，不过再也没有被人找到家里来过。
开春了，不上学的时候，大平带着二青和三星，去捉蜥蜴，去挖野菜，蜥蜴拿回来给我家鸡吃，我的母亲拒绝过好几次，都不管用。野菜会给二婶婶添到饭里，多多少少的能吃饱了。
夏天的时候，二婶婶居然怀孕了，二叔可高兴了，二叔没事了，就帮二婶婶做饭喂猪，出来进去的还会哼着歌。
大平暑假的时候，带着二青和三星去打猪草，吃剩下的，就晒干，然后卖给生产队，不过他们哥俩去交的时候，看称的人都会仔细翻翻他们的草，大平也不说话，就盯着对方看，直到对方讪讪的放开手，告诉记账的人斤两，然后对方换成钱给兄弟俩。
大平和二青拿着钱，回家给二婶婶，二婶婶以为又是偷的，开口大骂两个人，还是二青说“妈，你不信就去问队里的星河”。
二婶婶一看他们俩居然敢让她去对质，觉得不会有问题，就收了钱，一个暑假，大平和二青卖了好几块钱的干草。
我春节后就开始上学了，有时候跟姐姐一起走，她会叫上圆圆；有时候我也跟邹树芬一起走。
大平和二青不叫我一起走，我也不跟他们走，哪怕我自己一个人，不过是害怕的，就悄悄的跟在大学生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赶紧跑进去。
暑假的时候，我也姐姐也要打猪草喂猪，剩下的也会晒干草，不过我俩是分开的，因为姐姐说她的多，我的少。
上交到生产队的时候，她的草她自己去交，拿回来的钱去买笔和本；我的干草都是父亲帮我交，拿回来的钱只比她少一点点，交给我母亲保存，母亲说我买本子的时候就给我。
暑假里，不去打猪草的时候，我就到邹树芬家玩，他爷爷偶尔会跟我说话，不过我有点害怕，他的头发是白的，长长的飘在脑后，跟我外公的差不多。
我有个同学，叫邹玉玲，外婆家也是田家庄的，我们俩有时候结伴去田家庄，下午再结伴回来，但是她有好几个舅舅和姨，有时候会住两天，我只有外婆一家，大多时候不住，就一个人走回来。
九月的时候，我母亲怀孕了，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怀了孩子的，只是后来十月的时候，二婶婶流产了，说有个小孩从她肚子里掉出来了，还掉到茅房里，才隐隐约约的知道了什么是怀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