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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叫“拉姆扎”的谍报小组在东京秘密活动着。这个小组由前苏联、日本、德国、朝鲜、法国、英国、美国、斯拉夫、波兰九个国家的三十余名情报人员组成。为首的就是有德国血统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四部侦察员、德国《法兰克福报》驻日记者、德国驻日使馆新闻专员理查德?左尔格。另一个核心成员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实。他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记者、中国问题专家、近卫文磨首相的私人秘书兼顾问。其他的骨干成还有法国驻日记者武凯利奇、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及其妻交通员安娜．克劳森、日本合作人宫城与德、川合贞吉等。
这些情报人员都是机智勇敢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他们出生入死，打人敌人心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刺德、日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略核心机密。他们曾在所有反法西斯盟友的谍报机构中最先侦悉德国将于1941年6月下旬进攻苏联其主攻方向、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并将情报及时发往莫斯科。
左尔格—尾崎事件
拉姆扎小组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分析了1941年夏日本“御前会议”作出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得出日本此时的国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结论，从而促使斯大林当机立断。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从西伯利亚东线抽调数十万兵力投入莫斯科和大林格勒战役，集中兵力打击德军，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拉姆扎小组在日本活动长达八年之久，不幸于1941年10月被日本反问谍机构——东京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课(简称“特高课”)破获，包括左尔格在内的要骨干全被逮捕。这就是世界瞩目的“共产国际间谍案”，亦即“左尔格—尾崎事件”。随后，它又引发出另一起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上海情报科的不少情报人员遭到逮捕，其中包括日籍中**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
被捕就义
苏联方面五天后才获悉左尔格被捕的这一消息，但由于政治的原因，苏联方面对此保持了沉默。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被判处绞刑，他是昂首走到绞刑架下的。
左尔格还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在赴东京工作之前，他于1930年初受命到上海工作，并在这里结识了当时正在中国的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交友很广，是鲁迅和宋庆龄的朋友。她把左尔格带进了自己的圈子，为其组建情报网贡献良多。
正是通过史沫特莱，左尔格认识了早他两年来上海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也由史沫特莱穿针引线，他与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王学文以及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陈翰笙共事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左尔格对远东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在中国卓有成效的谍报工作，同中国同志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这一层关系也为左尔格日后在东京开展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左尔格小组里有个德国年轻女子，叫鲁特?维尔纳。她就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汉堡嘉夫人”。二战结束后，维尔纳返回德国，成了著名的多产女作家。晚年她推出《索尼亚的报告》 （索尼亚是左尔格为她起的化名）一书，首次披露了左尔格在上海和中国同志从事谍报工作的事迹，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左尔格事件国际讨会
左尔格的出生地巴库(今阿塞拜疆首都)或在他工作过的上海举办第四届国际研讨会。而在不久前，莫斯科公开了1945年8月苏联红军开讲我国东北地区时从关东军手中缴获的一批绝密档案。其中就有与左尔格事件相关的特高警察的“功劳赏禀议书”。日本学者渡部富哉认为．这份鲜为人知的“禀议书”对最终解开至今流传的“伊藤肇始说”疑团(参阅本书《事件的余波》一章)，以及对人们进一步认清特高的本质及其手段的阴险和毒辣，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个人评价
左尔格和他领导的拉姆扎小组，准确地把纳粹德国要闪击苏联的情报报告莫斯科，却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又是他在德国直逼莫斯科城下的时候，告诉斯大林日本已坚定南下政策，无意西伯利亚，斯大林才敢从东线调兵，解围城之急。拉姆扎小组的电波曾经像幽灵一样在东京上空游荡，让日本的特务机构束手无策。
人们甚至传说，天皇的御前会议开完10分钟以后，会议内容就已经放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历史学家说，是左尔格挽救了苏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左尔格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当间谍，首先到上海，在上海用一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网络，由于他是德国人，所以跟蒋介石当时的军事顾问团、德国顾问团有密切关系。1932年夏，左尔格从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处获悉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其进攻方向、兵力、部队集结的日期和地点以及妄图用来消灭工农红军的所谓“掩体战略”等。他即刻把这一情报交给了陈翰笙。后者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