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问题，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全国出产只能维持到5千万人左右的规模。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江南各地得到充分开发，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承载人口数量随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缓慢的，是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这在明朝与清朝表现尤为如此，通过从南方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从而维持朝廷稳定。历次人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是北方出现连年旱灾，全国人民无以为继，饥民无以为食，被迫如此。这正如在前几年，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匪患猖獗一样，在审问一位被俘的土匪，问其为何当土匪，这位土匪叫嚣着：你剖开爷的肚子，就只要爷为何当土匪了。诚哉斯言，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劳作获得生计，又有谁愿意在刀口中混饭吃。在前几年，国民革命军每占领一个省，一些地方武装面临解散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有口饭吃，坚决不同意解散，到最后即使干工程兵，每天从事重体力活也在所不计。良民成为土匪，前几年军队整编过程中难点，虽然说明土地兼并重的问题，但更说明在当前中国，人均占有土地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像西欧各国学习，夺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外，除了改进耕种方式，提高亩产外，现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施行计划生育。与此相呼应，多位留学博士通过报纸向大家介绍西欧奉为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其进行发展与创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的算术级数率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从而将人口理论分为三部分：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着的抑制。3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这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通过上述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2只有拓展土地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水平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3人民的生活水平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人民生活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而与此同时，在全国很多妇女领袖也纷纷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决策，施行计划生育，一些人描述丈夫、公公婆婆将自己视为生育工具，每年除了生育小孩，还是生育小孩。这些妇女领袖认为，现行的生育制度，是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希望将妇女从生育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这波计划生育宣传攻势中，一位记者到一些贫民窟，到一些偏僻山村，看到有的一家7口，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大家每天只能喝米汤度日，整个舆论当即哗然。要解决贫困，就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若还是坚持多子多福，那只能是共同贫困，谈什么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根本不可能。是在城市里面，在学堂里面，在一些妇女工作公司，如砂布厂，丝绸厂里面，这些少女在组织之下，纷纷游行，要求通过计划生育法，不要将妇女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后，于是国会议员的主张开始转向，那些过去嘲弄挖苦的纷纷转向。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最高兴的是说自己有多先进，而讨厌说自己非常保守。如此，在社会上基本取得共识，大家逐步认清，多子非多福，强调优生优育，鼓励一对夫妻生1个、2个子女，对生育超过2个的，如3个，4个，5个进行处罚。法案确认，在各级政府部门民政单位成立计划生育司，根据法律，对以后超生的，或者连续征召服5年劳务外，或者是罚款5万个大洋，对于超生的，将被剥夺5年以上公民选举权。当然，对于独生子女，也提出奖赏，在少孩达到16岁后，还是独生子女的，发放一定奖励。如此，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颇受争议的法案，婚姻法得以通过，大家确认，在全国推行少生优生这一根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