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曾琦兴奋的找到同乡李璜，指着报纸上的图片，兴奋的说道：幼椿，我们这位青年督军，出手不凡啊，大快人心啊。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1918年，与李dz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因在苏俄态度上不同，先后与李dz、周el分道扬镳。周在法国成立党支部的时候，曾也发动支持国家主义的人士，成立**。
**曾经是仅次于国民党、ccp之后的第三大政党，在国民党政权失败，政府迁台后，逐渐凋零。但也曾为台湾开放党禁、实现民主做出贡献。
但由于主要成员来自西南地区，在台湾实现选举后，逐渐退出主流民意舞台，沦落为一个小政党。
李璜，生于1895年，四川成都人，为少年中国会骨干，后来与曾琦一起组织**，顽固坚持国家主义。
两人看着报纸，拿出与家乡朋友通信，越看越过瘾，这个杨兴，坚持和谐社会，坚持强军富国殷民民主文明。
就在这时，同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与骨干的李dz、王光圻、张wt、沈泽民、左舜天赶过来，商量如何营救进步学生。
当曾琦将报纸递给李dz看的时候，李dz不以为然，笑道：昭宗，中国问题乃一世界问题，若要救中国，须参加世界革命。
昭宗，现在世界革命已经到来，中国要对外摆脱列强压迫，对内摆脱军阀残酷统治，必须铲除国内一切阶级，参加世界革命啊。
这个杨兴，虽然非常进步，但毕竟是一个军阀，对他，我们可以利用啊。
曾琦不以为然，双手拿起报纸，争辩道：将中国命运寄托在苏俄身上，本身就靠不住啊。任何国家，都是以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前提。所谓的国际主义，根本不存在嘛。
李守常当即据理反驳，声言苏俄正在酝酿公平对华的“加拉罕宣言”
曾琦怀疑道：守常，你用脑袋好好想想，这些土地，中东铁路，现在根本不受苏俄控制啊，他们在做顺手人情啊。
守常，你用脑袋好好想想，在未来，若是他们控制了这些土地，控制了中东铁路，还会将这些权益交给我们吗？
如此双方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正如曾琦与李守常多次书信往来那样，争论不休，一个个引经据典，反驳对方观点。
到最后，争论扩大化，大家都参与到争论双方，张wt，沈泽民支持李守常的国际主义，李璜、左舜天支持曾琦的国家主义。
而同样来自四川温江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执行部主任的王光圻一面劝自己幼时同窗李璜等人，一面劝李大钊等人。
王光圻，四川温江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毛zd、张wt等人都是他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后来旅居德国，主要从事学术研究。
在1936年，44岁的王光圻忧劳成疾，病逝于德国波恩。毛zd在北京的时候，两人来往甚密。建国后，毛zd曾两次嘱托陈毅元帅返川时探询王光祈家属的下落，当了解到王光祈已无亲属存世时始肯作罢。
双方互不相让，先是口头争论，后来愈演愈烈，正如方冬美回忆那样：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亦。（历史上，双方曾经在1924年在左舜天寓所争论）。
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纷纷离去后，看着李dz的背影。
曾琦纷纷不平，经过半天讨论，大家决定分头行动。
由左舜天继续留在北京，团结少年中国学会的同志，与李守常他们做斗争
李璜率领几个同志，回到四川，眼见为实。
曾琦则与几个同志远渡重洋，看看李守常所说的世界革命。
在一番计议之后，半个月后，李璜等人坐着火车，沿着平汉线到达武汉，准备坐船，沿江而上，到达重庆。
但一到码头，李璜大惊，须知1913年离开四川到上海求学，在这川江上，隔几天才有一艘洋人的客轮，船上不但脏乱，而且异常拥挤。
想不到短短6年时间，这川江航运竟然大为改观。6年前，这川江航运是洋人的天下，现在绝大多数船公司都是国人所开，每天直达重庆的客船竟然有三班，到荆州、到益州、到万县那当然更多了。
此外，坐船的费用可降低了不少，6年前从重庆到武汉，可要了15个大洋，现在可只要10个大洋了。
坐到船上，李璜更是吃惊，300吨的客轮，上面足足有500多人，可以说毫无空位，原来以为川江水运这样发达之后，应该船位不是那样紧张。
船上虽然还是非常拥挤，但是船上卫生比6年前干净多了，大家一个个满脸堆满笑容，看着滚滚的江水，指着身边不时驶过的货船。
除此之外，再不像过去那样等级森严了，全船分三层，除了最上一层有部分空间给达官贵人乘坐，除了价格为普通船位的三倍以上外，其他船位都差不多。
更让人吃惊的是，航行在这长江中上游，船只竟然比过去多多了。
指着迎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