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飞扬相信谈马锡来华投资，确实看重投资回报，不过要说仅仅是为了投资回报，那就不见得了。
谈马锡虽然是以私营企业的名义注册，平常也自主经营，但毕竟与新城政府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谈马锡的投资行为，首先要符合新城的利益，有时候也会成为新城利益的代言人。
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新城与华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在网络时代，对新城的非议也很多，但实际上新城作为一个城邦小国，又是世界上除华夏之外，仅有的华人占主体地位，掌握政权的国家，天然地同华夏形成特殊的关系。
表面上看，新城与华夏直到九零年方才正式建交，在东南亚各国当中，基本上是最后一个与华夏建交的国家。但是在新城独立之处，新城就与华夏发展经济贸易，在华夏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也投了赞成票。
而在政治上，新城独立之初，在西方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否认华夏的时候，就承认了华夏，并支持恢复华夏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另外一方面，新城又拒绝同华夏进行整治接触，不与华夏建立外交关系，甚至对与华夏的人员交流采取限制措施。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峙，相互敌视，新城本身也存在左和右的斗争，新城当时是右派当家，所以在政治上，新城对华夏存在戒惧很正常。另外一方面，从地缘上来说，新城的北方是大马国，南方是爪哇国，相比新城它们都是巨无霸，而大马国和爪哇国对华国充满敌意，对华人当政的新城自然也很戒备，而从世界来看，对东南亚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等，当时也与华国处于敌对阵营，新城为了自保，也只能跟华国划清界线。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华国国内的情况也并不稳定。
到后来华国的情况稳定以后，新城与华国的关系也开始逐渐向好。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都得到了改善，东南亚各国也纷纷与华国建交。
虽然当时新城并未与华国建交，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解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1978年的时候访问了新城，而这次访问对华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新城的创建者李耀观在1976就到华国访问，前后三十几次访问华国，有一段时间，更是几乎每年都到华国。
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总额从七八年的四亿美元，到七九年的5.8亿美元，八零年为9.36亿美元，八九年就达到31.9亿美元。在投资方面，到九一年两国建交之初，新城在华投资累计总额就已经达到九亿美金，成为仅次于香港、美国和日本的在华的第四大投资者。
两国建交以后，经贸往来更是越来越密切，九八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八十多亿美金，新城也成为华国第七大贸易伙伴。新城在华投资累计超过三百亿美金，实际投入一百四十亿美金，仅九八年对华协议投资金额就超过20亿，是我国第四大实际外资来源国。
当然，经贸关系并不能代表政治，毕竟美国、日本与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非常密切。在某些时候，经济关系也要服从于政治大局。
学界对新城的政治方略研究普遍认为新城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外交。作为华国之外，唯一的华人政权，新城并未奉华国为宗主国、保护国，不但在建交前的几十年，在政治上多有防范，就算是建交以后，新城也奉行着大国平衡和实用主义外交，日后甚至有关紧张对立。
这其实并不奇怪。一国的政治外交，最终的着眼点无非还是本国的利益。
新城是一个狭小的城邦小国，他的立场，既要受到周围大国的影响，也要受到在本地区影响力极大的美国的影响。只有找到平衡点，才能赢得生存的空间。除非华国有实力提供这样的空间，否则新城的实用主义路线都不会改变。
对于新城的选择，作为一个华国人，自然不会满意。但站在新城的角度，也无可厚非，甚至是理所当然，而如果站在中立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新城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谈马锡进入华国，倒也符合现下新城与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形势。亚洲金融危机，新城与几大邻国相比，保持了总体的稳定，但经济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还在恢复当中。这个时候他们能够看到华国国内的机会，确实很有远见。
“我们非常欢迎谈马锡能够来汇浔投资，不过具体到千万吨钢铁基地这个项目，谈马锡在这方面的投资似乎并不多？”包飞扬问道。
资本的投资都是有逻辑的，通常来说，都是做熟不做生，就好像被称为投资之王的巴菲特就曾经说过，不要投资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而像谈马锡这种有国家背景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行为往往更加保守。
谈马锡此前的投资大多集中在石化、能源、航运、金融等领域，几乎不曾涉足过钢铁生产领域，而将进入华国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选择为此前并不熟悉的领域，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