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节前夕，叶明突然接到一封寄自美国的名信片，上面写着“祝你春节愉快，万事如意”，落款人是坤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国成了一种浪潮，成了千万中国人的一个梦。随着洋品牌大量涌进国内，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崇洋媚外。外国的产品比中国的好，外国的生活质量比中国的高，外国的学位也比中国的吃香，外国的垃圾也比我们的档次高；外国似乎遍地是黄金，就连外国的月亮，似乎也更圆了。淘金的，求学的，打洋工的，潮水般地涌出国门。在当时，付坤是叶明他们这个圈子里惟一见过外国月亮的人。
在阳安的文人圈子里，付坤是叶明最喜欢的一个人。他为人诚恳，出手大方。他孝顺父母，同时也是一个好丈夫。他们曾经一度关系非常好，来往非常密切。在叶明的印象中，付坤是一个品行端正和非常有教养的人。他言谈举止很优雅，散文写得细腻而又富有情感。80年代初期大兴公司时，付坤担任了本单位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而从那以后，叶明和付坤之间的联系也少了许多。收到他的信以后，许多的往事又浮现在叶明眼前，而他的生活状况，也引起了叶明极大的兴趣。实际上，阳安的很多文友，一致都用各种眼光关注着付坤的生活。
付坤上任当经理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上届经理留下的存货变现，以便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他处理的最大一笔物资就是价值二十多万元的酒。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买卖。几经周折后，他联系到了买主，而且价格也不错。付坤按协议把酒发到了陕西的一个县城，同时人也赶到那里，准备按照约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幸的是，他先于货物赶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后，他想先去那家公司看一下，结果发现对方是一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办公场地和经营场所。显然，对方是骗子。幸好，对方没能把货取走。东西虽然还在火车站，不过，收货人是对方，最后又是报警、又是出据各种各样的证明，费了很多周折，才把货发回来。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付坤变得更加精明了。不久以后，他离开了单位，自己当起了老板。有一次他对叶明说：“生意上的事，现在我算搞懂了。可以说，只要我愿意，要不了三个月，我就可以成为万元户。”那时，还没有人敢扬言成为百万富翁，万元户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原来，他的所谓生意，就是在合同上做文章，常常可以无本万利。当时叶明对此还将信将疑，但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他面前的付坤，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名牌，似乎证明了他的话不假。
他抽外烟，住星级宾馆，通身上下都穿金利莱，出手很大方。只要有他在场，不论多少人，花费多少钱，付账的一定是他。因为口渴，他会花钱打的士到一家大饭店喝饮料；抽烟、吃饭、喝茶、车马费、旅馆费，每天的费用超过了叶明们一个月的工资。
大家都说，付坤发了；也有人说，付坤操面子。其实他并没有多少钱，但如果说他操面子，在叶明看都不尽然。
实质上，付坤已经习惯了另一种生活。“不这样不行，如果你哪天穿的不是名牌，抽的烟没有档次了，就没有人和你打交道，就没有生意上的机会。上吊也要找大树，哪个会和一个穷光蛋谈生意呢。”其实，很多人的富有是一种伪装，是一种迷惑人的假相，或者是一种包装，也是一种商业需要。这是打肿脸来充胖子，也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心理需要。也许他曾经有过钱，或者他坚信自己今后会富有。于是，不管他是否真的有钱，他已经学会了花钱，也习惯了大手大脚地花钱，也可以说已经习惯了有钱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就好比有一种力量在不停地抽打他，使他就像陀螺般地不停地旋转，而这个抽打他的力量就是对金钱的渴望，或者是对有钱人的生活的向往。他得不停地挣钱，挣大把大把的钱，然后不停地大把大把地花钱，满足这种生活的需要。他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而且，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来。不摆阔，他就会自卑，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毫无寄托。挣钱和花钱已经不再是生活层面上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他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没有钱的有钱人。
有多少钱才算有钱，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越是有钱，越是觉得钱不够。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不同的人手里，金钱的价值也不一样。因此，钱到了一定的数量，它的真正价值已经不能和它的实际面值等同。缺钱的人反而更容易满足。等付坤在某一时期真的有了钱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有了一点钱。他想出国，按他的说法：“现在稍有办法的人，都往国外跑了。”浮躁的时代，自然会产生浮躁的意识和思想。出国不仅是一种出路，也成了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出国，就好比往身上贴金。具体到个人，出国做什么，总得要有理由，有目的才是。付坤的回答是：“见见世面。我就想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看看我们这样的人能否在国外生存下去。我就是想试一试，看自己究竟能干什么。”见识多的人就是不一样，观念也会改变。“观念很重要。要转变观